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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能否成為引領我們的“阿里阿德涅之線”

來源:文匯報 | 洪濤  2019年06月28日07:32

20世紀初建立的中國政治學,不是科舉的延續,而是科舉的替代。隨著科舉的廢除,經學也于民國初年遭到廢棄,相關內容散落于文、史、哲等系科中,史部、子部、集部之學,也按現代學科的分類,被肢解,歸入不同學科。

經學的廢棄,隱含地以如下觀念為基礎:經學是兩千余年來中國專制政治的思想基礎或意識形態,故欲去專制,便須廢經學。主導20世紀中國的一種觀念,是認為若不徹底顛覆古代政治思想家的權威,便無法建立起新的現代政治;學界的主流看法,則要將一切舊思想“回爐”,變成不復有高下、重要與否的文獻史料,再以現代觀念重新組織之。

這就使中國政治思想史面臨極為艱巨、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古代思想——其主體無疑是政治思想——業已被化作“資料”,依現代專業之劃分,散入不同學科,譬如,經學入于中國哲學,或入于歷史學;史學入于歷史學,或入于中國文學;子學入哲學,或入文學,或入政治學。于是,《論語》《史記》普遍被認為是文學作品,《尚書》《周禮》則被認為屬于上古史料,如果政治學學者去研究,便有“撈過界”的嫌疑。這就造成在政治學研習者的專業訓練中,普遍缺乏對中國傳統經、史的研讀。在這種情況下,要重新整理、組織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資料”,只能流于空談。何況,這些政治思想一旦被“資料化”,便不復為政治思想本身。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習者們打算著手他們的研究時,卻發現已喪失了研究的“對象”。

經學,以孔子述作的“六經”為核心,也就是六藝之學,是華夏文明根源之所在,先秦諸子或后來的四部之學,皆淵源于此。

盛行于20世紀的歷史主義認為,特定思想總是相應于產生或使之流行的特定時代,與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形態無法分離。時代一旦過去,思想便也成為過去;無超越時代的思想。這種觀念,淘空了“經”得以存在的基礎,動搖了人類生活的根基,使人生活的一切均隨時勢而流轉。

的確,凡被視作“經”的思想文本,都形成于特定時代和特定政治情勢,故不能不藉助既定的政治形態及其相關言辭來表達。譬如,《尚書》多為三代政治文獻,《周禮》托為周制,《春秋》假借魯史,但是,托事/制的真正目的在于見義。這就是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所引孔子之語——“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欲表達的。馬一浮在章學誠的以“六經”皆為先王政典的“六經皆史”說之外另辟蹊徑,認為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言其道,非言其政典也。儒家推崇五帝三王之治,然其“帝王之學”所關注的,非帝王之“制”,而是帝王之“道”,即關注其作為理想或尺度,如何引導“今世”之政治。因此,“經”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性。至于那種試圖以所依托的特定時代、特定制度為摹本的“復古”企圖,非孔子述作“六經”的本義,考諸歷史,沒有不失敗的。

“六經”之說,最早見于《莊子》。從春秋末孔子述作“六經”,到戰國晚期“六經”一詞被提出,可視作“經”的形成時代。“經”一旦形成,“今世”就不得不有所回應,足見其對人類精神的影響力之大。秦的“焚書”策,是最初的一次正式回應——“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可見,對“經”的回應,也就是“今”對“古”的回應,本質上是“古今問題”。

劉漢政權建立后,逐漸去挾書令,到漢武時,立五經博士,實行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由此,“今世”與“古經”之關系的一種新的模式便告成立,并多為后世所沿用。

“經”所述的,是永恒不變之道,這也是“古”字的本義。永恒不變之道映照出流變的“今世”。古今關系,就是不變與變的關系。述古道的“經”一旦產生,“今”也隨之而產生。

“古”、“今”不是由過去向著未來的變化,而是“古道”之降于“今世”,因此,兩者不是平行的關系,而是垂直的關系。此一“降”,就產生了不變之“道”(“古 道”/“天 道”)與 變 化 之“世”(“今世”/“人事”)的關系,于是就有了“史”。“史”是不變的“經”降于流變的“今世”的產物。“六經”一被提出,就有了與“今世”的關系。“古道”與“今世”的關系,是司馬遷所賦予的“史”的主題。因此,最早提出“六經”從而必然及于這一關系的《莊子》,便是“史”的先驅,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曾三致意焉。

“史”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經”所依托的周制,與“今世”的秦制的關系,這是“經”誕生后,所展開的秦漢以降歷史的核心問題,是古今問題的第一次呈現。司馬遷自言以《史記》繼《春秋》,卻不是說要制作一部新“經”。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大意是要托過往或當世之“事”/“制”,以見古義或古道;而《史記》記既往、既有之事與制,則并非為了假托,而是為了展現“古道”在“今世”的命運,所論的是古今關系。

“古”與“今”的關系,換一個角度,就是“天”與“人”的關系。司馬遷作《史記》,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際”,就是相交接處:古今關系是“古道”與“今世”的交接,天人關系是“天道”與“人事”的交接。

由此,可劃分出兩個時代:經的時代和史的時代。經的時代,即“經”誕生并形成的時代;史的時代,是“經”所映照下的流變的“今世”——無論以何種方式,都必須對“經”給出它的回答:從以官方姿態賦予“經”以“經”的身份,到徹底否認存在“經”的可能。有了“經”,就有“史”。“史”相關于“今世”,是“經”形成之后秦漢以降的一切歷史。

司馬遷立于自秦漢而展開的變局的開端,知其所負的天命。《史記》開辟了“史”的傳統,不僅具體記述了“經”下降后第一次變局的“周秦之變”,而且也一般地及于不變與變的“古今之變”。《史記》規定了何謂“史”,盡管后來的“史”,多未承司馬遷之志,故而才有以《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的感嘆。

秦漢為第一個“變”定下了基調。要理解秦漢以降兩千余年的中國之“史”即中國之“變”,不能不讀《史記》。

在20世紀,“新”是一個高頻詞。大概在19世紀70年代,滿清朝野已有中國面臨“數千年以來所未有”之變局的認識,似乎唯有出“新”才能應對之。于是乎19世紀90年代有了“維新”,20世紀頭10年有了“新政”,至1911年,有了一個全新的政體,但很快人們便失望于它的不新。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成長的“新青年們”,營造了一個新中國。20世紀,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劃出一條新與舊之間的界線。

從“術”的角度看,導致周秦之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基于人身的法術的出現,而導致19世紀末中國人“數千年所未有”之變局之觀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則是身外的或替代人身之技術的誕生或降臨。后者已使權力運作方式發生重要變化,而在不遠的將來,這一變化將是驚人的。如何以不變之道整飭這一變化,是應對眼前變局的關鍵。眼下的“變”將更為劇烈。因為,法術的施行,尚是以肯定人的自然性——盡管是片面的——為前提,而技術的施行,卻試圖在根本上改變人的自然性,即所謂“改天換地”。于是乎天道或人性本身,都將成為問題。淆亂天人、不辨古今,或許正是技術時代的本質。

于是有了雙重的難題。一方面,與日新月異的技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結構與觀念依然徘徊于秦、漢之間;另一方面,中國進入世界歷史,必然面對技術問題,面對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歷史主義。于是,不僅什么是“經”成為問題,“經”本身的成立,也成為了問題。“經”一旦亡失,“史”則不能不唯變是從,成為單純的“編年史”。這些問題,放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似乎有悖于現代學術的招撫人心的初衷。但是,形勢迫人。要應對當前,就不得不問:不變之道是否還在,它是否還在起著作用;《史記》作為思考變局的歷史哲學,能否成為引領我們安然渡過當前時代的“阿里阿德涅之線”?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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