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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回蕩在幾代中國人的青春記憶里

來源:光明日報 | 武新軍  2019年06月28日07:36

1942年晉察冀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前排左四為楊沫

《青春之歌》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識分子成長史的優秀長篇小說,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中激起了巨大反響。林道靜、盧嘉川、林紅、江華……這一個個青年布爾什維克的鮮明形象,定格在人們心中,啟示著年輕讀者:一個人的一生應當如何度過,個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何與時代相連接,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相聯系?《青春之歌》閃耀著青春和理想的光輝,深深印刻在中國青年的記憶中,在幾代中國人的青春歲月里,都有《青春之歌》的旋律在回響。

楊沫設想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創作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

《青春之歌》從醞釀到完成,歷時六年。1950年,36歲的楊沫頻繁因病休養,在病痛與孤寂中,抗戰時期的記憶經常浮現在她的腦海。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時回憶過去,回憶那些犧牲的戰友、老百姓;也回憶我自己年輕時(包括小時候)的生活、經歷,這些生活萬花筒似的時常在我眼前晃動、繚繞,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們從心上移到紙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滲透著自己的心靈,打著個人生活、斗爭的烙印,也蕩漾著青春的火焰的書出現在世上,我想,我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幸福的人!”楊沫設想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創作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這就是《青春之歌》創作的緣起。

在當時的年輕革命知識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識分子中,楊沫的經歷是有代表性的。1914年,楊沫出生在北京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為抗婚離家出走,走上社會,當過小學教員、書店店員,后來接觸左翼進步青年及進步書籍,開始向往革命。1936年,楊沫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她在冀中一帶參加抗日戰爭,之后參加解放戰爭,先后擔任過縣婦救會主任、抗聯會宣傳部長、報社編輯等。抗日戰爭時期的冀中地區,干部傷亡率非常高,許多與楊沫有著深厚友誼的戰友,三兩天前還在一起工作、談笑,忽然就犧牲了,犧牲時往往二十來歲。楊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憶他們:《黎明報》刻字員馬敦來,圓圓的臉總含著溫和的笑;區委書記呂烽,常在夜間與楊沫一起穿行于敵人的心臟,找到群眾開展工作;敵工科科長李守正,喜歡文學,與楊沫碰面總有說不完的話;區長王泰,子彈打光后犧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犧牲前兩三天,還送給楊沫一只從敵人手里繳獲來的精致的小懷表……烈士們為國家和民族舍生取義的精神,使楊沫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渴望把烈士們的豐碑搬到廣大群眾面前,“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轟響著”。

鄧穎超寫給楊沫的信

1951年8月,楊沫明確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長來建構長篇小說的想法,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靜。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這一歷史時期為背景,塑造了林道靜這一覺醒、成長的革命青年形象,將林道靜的人生經歷融入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宏大敘事。林道靜從個人反抗融入集體斗爭、從幼稚走向成熟、從軟弱變為堅強的成長過程,呈現的正是楊沫以及與她有過共同經歷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楊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觀念,并以此確立自我的價值和意義,她渴望在奉獻社會的過程中獲得自由,擁有波瀾壯闊的人生。為參加抗戰,楊沫先后把還在吃奶的女兒、剛出生的兒子寄養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籠,走出了狹窄的家庭,投身到一個偉大的集體中來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險甚至死亡,也許我將永不能見到我的女兒,比起一個革命青年對于革命事業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而作品中,林道靜所遇到的各個人物,她最初的戀人余永澤、引領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導師”盧嘉川、她最終的革命伴侶江華、溫柔而堅定的女共產黨人林紅等,都有著楊沫人生各個階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經過一年多的醞釀,楊沫開始動筆寫作,小說初名為《千錘百煉》,后改為《燒不盡的野火》,最終在出版時定名為《青春之歌》。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烈士們的奉獻精神支撐楊沫戰勝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紀輕輕就為革命獻了身的同志,會支持我寫,鼓舞我寫。他們那么深摯地活在我的心里,為了他們,我愿用淚水做墨水,在白紙上滴滴地印上他們鮮紅的血漬……”經過六七次重寫、修改,小說初稿終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讀者來信絡繹不絕,詢問林道靜、盧嘉川等書中人物是否還活著

《青春之歌》的出版過程充滿波折。由于小說主要描寫知識分子生活,與寫工農兵的文學主潮有些游離,中國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舉棋不定,要求楊沫自己找名作家寫審讀意見,如果被專家肯定,小說就可以馬上出版。楊沫通過妹妹、演員白楊介紹,請中國文聯秘書長陽翰笙審讀,陽翰笙抽不出時間,就把稿子轉給中央戲劇學院教授、魯迅研究專家歐陽凡海。歐陽凡海寫來6000字的長信,提出非常細致的修改意見,由于分析缺點比較多,中國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動與楊沫聯系。在出版無望的情況下,楊沫想起過去的老同事秦兆陽,請他把書稿介紹給作家出版社。由于秦兆陽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說話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決定盡快出版,但因為外部社會因素、紙張嚴重緊缺等原因,小說的出版一再延宕,中國青年出版社也想趁機拿回小說的出版權。幾經周折,《青春之歌》終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楊沫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小說出版后很快成為暢銷書,短短半年時間就發行39萬冊,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發行121萬冊。到1990年止,累計發行500萬冊。短短幾個月時間,楊沫從默默無聞的普通干部變成在報紙上經常出現的知名人物。

青年學生是《青春之歌》主要的讀者群。北京大學生物系三年級學生曾排隊輪流看小說,大家都很急切,有個同學生病住院,“我們把看書的優先權給了他,這被認為是最好的關懷和很大的幸運”。有些同學好不容易拿到小說,“晚飯也不吃飽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參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個晚上”。

小說《青春之歌》第一版,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青春之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

《青春之歌》在許多工廠也很流行。北京市電子管廠一號車間二工段乙班的30位青年,竟然有27人看過《青春之歌》。《青春之歌》還抵達了邊疆之地的礦山。遠在祖國南嶺山脈腹地的礦業工人劉鐵山,在氣候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工作一天后,晚上在勉強能看清字跡的燈光下,閱讀遠方的朋友捎來的《青春之歌》,并積極向同伴推薦。何其芳坦率地承認,自己在初讀《青春之歌》時,對它吸引讀者的程度“是估計不足的”,“覺得它未必能夠吸引青年知識分子以外的廣大的讀者”。事實證明,并非如此。

農民文化水平普遍不如工人,但他們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讀者群體。1963年底,在《文藝報》《四川文學》《湖南文學》等刊物組織的調查中,發現許多青年農民都閱讀過《青春之歌》,或聽過史林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講《青春之歌》。還有不少說唱藝人在茶館、書場、集鎮、車站等場所,向識字不多或不識字的群眾傳播《青春之歌》。在稍后浙江、上海等地農村興起的“講小說活動”中,《青春之歌》也是重要的講述對象。

知識女性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讀者。楊沫曾任河北省安國縣婦女抗日救國會主任、冀中十分區抗日救國聯合會婦女部長,1949年后又任北京市婦聯宣傳部副部長,對婦女解放問題有過深入思考。楊沫把女性解放問題與知識分子道路選擇合二為一,使林道靜的成長更有說服力。當時成千上萬的知識女性,與林道靜有著大致相同的遭遇、思想和情感,從尋求個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們能夠從林道靜的成長過程中看到自己,從而成為小說的忠實讀者。《青春之歌》對女性的生存狀態和女性解放問題的書寫,引起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鄧穎超的共鳴,鄧穎超曾多次鼓勵楊沫戰勝疾病多寫作品。習仲勛的愛人齊心、蕭克的愛人騫先佛、鄧拓的愛人丁一嵐等,也長期關心楊沫的疾病與寫作。

讀者來信絡繹不絕,詢問林道靜、盧嘉川等書中人物是否還活著。有一個戰士來信表示,一口氣讀了兩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靜現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體怎么樣,并說部隊里很多同志讀完后,都關心她,懷念她。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某部甚至開來公函,請求作家楊沫提供林道靜的具體地址,以便直接與她聯系,更好地向她學習。有幾個南京的女學生來信說,她們曾幾次到雨花臺尋找盧嘉川的墳墓,非常遺憾沒有找到……

《青春之歌》緣何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楊沫把最真摯的革命情感與追求入黨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煥發出絢麗的光彩,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是小說暢銷的根本原因。何其芳認為作品受讀者歡迎,首先在于其“火焰一般的革命熱情”,巴人、馬鐵丁也認為革命的激情、鮮明的愛憎、熱情的筆調、正義的力量等,是小說吸引讀者的主要原因。多數讀者來信都表示要以盧嘉川、林紅、林道靜為榜樣改造自己,一些讀者表示要從余永澤、徐寧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小說因此被稱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書”。現在許多人認為《青春之歌》對讀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感情戲,這顯然是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流行觀念解讀革命時期的文學,而忽視了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閱讀風尚:當時的文學閱讀并非僅是一種消遣娛樂行為,更是一種尋找人生之路和政治理想的方式。

小說出版后產生了轟動性影響,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議。讀者郭開尖銳批評楊沫以同情的態度寫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寫林道靜與工農相結合,從而在《中國青年》《文藝報》《讀書》等報刊引發關于《青春之歌》的大討論。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1959年《中國青年》第4期發表茅盾的《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文,為這次討論作了總結。茅盾明確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林道靜是一個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認為林道靜這個人物是真實的,“因而,這個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并指責武斷粗暴的批評者:“如果我們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歷史情況,而只是從主觀出發,用今天條件下的標準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這就會陷于反歷史主義的錯誤”。楊翼(蔣南翔)、劉導生等參加和領導過學生運動的人,也都認為林道靜的成長過程具有典型性,勾勒出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所走過的共同的道路。

1959年下半年,楊沫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對小說進行系統修改,補寫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章,約8萬字,增加、修改林道靜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此后又對小說進行整體修改、調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這次修改主要圍繞林道靜的形象展開,而盧嘉川、林紅在修改本中幾乎沒有什么改變,這兩個偉大的黨員形象“是我二十多年來在斗爭生活中觀察、體驗所凝聚出來的真實人物”,楊沫對他們傾注了所有的愛,“在創造盧嘉川、林紅這些視死如歸的共產黨員形象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仿佛升華了,就仿佛飛揚到崇高的境界中。他們今天已經成了我心目中的導師和朋友,因為這樣,我才感到很難把他們的形象再加改動。”

楊沫曾說:“與其說《青春之歌》是我一個人寫的,不如說它是集體智慧、集體力量的創造更合適,也不如說它是黨的光輝歷史的自身閃現更合適。”也可以說,《青春之歌》的寫作與反復修改的過程,是楊沫及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成長經歷、精神結構、理想信仰、痛苦歡樂與新中國成立后知識分子思想歷程相互契合、相互對話的結果。

鄧穎超給楊沫寫信:“《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止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說《青春之歌》產生轟動性影響,小說的電影改編問題成為文藝界關注的焦點。早在小說出版之前,楊沫的妹夫、導演蔣君超就開始著手電影劇本的改編,1958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攝計劃,并選好了導演和演員。由于周揚、陳荒煤等領導堅持由楊沫自己來改編、由北京電影制片廠來拍攝,上影廠改編和拍攝的請求被否定。1959年初,在波及全國的《青春之歌》大討論中,楊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把小說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指示鄧拓、楊述等領導“一定要用最好的膠片,把《青春之歌》拍好”。為了尋找飾演林道靜的最佳人選,導演崔嵬在全國發起一場尋找“林道靜”的活動,通過媒體報道,發動廣大群眾對林道靜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議,甚至遠在印尼的華僑也給北影廠寄來了演員名單表。白楊、張瑞芳等演員,都想飾演這個角色,崔嵬力排眾議,大膽起用了湖北歌劇院不知名的小演員謝芳。

參與電影《青春之歌》拍攝與制作的人員,大都有著相同的歷史經驗與情感體驗。導演崔嵬參加過北平的學生運動和冀中的農民斗爭,“我熟悉當時的歷史情況,我理解林道靜的思想和斗爭,懂得她的快樂和憂傷,因為我也是沿著她所走過的道路走過來的,這也是我能將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礎。”謝芳雖然沒有革命斗爭經歷,但她生長在高級知識分子家庭,能夠準確把握林道靜的成長過程,抓住林道靜思想情感的變化。秦怡為了進入林紅的內心世界,白天讀《青春之歌》的評論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詩抄》《紅旗飄飄》,還跑到天安門廣場去尋找靈感。音樂家瞿希賢為《青春之歌》寫音樂時,特意重溫自己、也是林道靜走過的歷史,并在音樂中引入《五月的鮮花》《救亡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他們青年時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來表達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時就仿佛重逢自己最親密的老戰友那樣激動人心。”

在相關領導審看影片時,陳毅認為影片達到了國際水平。在陳毅推薦下,周恩來夫婦邀請導演、編劇和主要演員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家中,和他們一起在餐廳臨時改的小放映室里,觀看電影《青春之歌》。楊沫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個時刻:“總理坐在中間,兩邊是鄧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總理忽然扭頭小聲對我說:‘小超很喜歡看你的小說《青春之歌》……’我訥訥地說不出話來。此刻我能對總理說什么呢?當影片放映了將近三個小時,就要結束了,總理又對我說:‘小超身體不好,看電影只能看到一半。可是今天她能把這么長的影片一氣看完了。’”鄧穎超后來曾給楊沫寫信,說:“《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止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

電影最終在全國放映,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滿,很多影院24小時放映,出現許多人餓著肚子通宵達旦排長隊買電影票的盛況。抗日時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鮮花》因這部電影,再次流行全國。

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在廣州看過電影后,著文《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道路》,號召日本青年閱讀《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并說“女主人公在入黨時舉手向黨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滿了喜悅和自豪的目光凝視著紅旗的神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個城市陸續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貝共放映了3249次,許多青年工人看過影片,紛紛提交加入日本共產黨的申請。謝芳跟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期間,東京的大街上也出現了林道靜的巨幅劇照和畫像。在朝鮮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歡迎。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1990年,《英華之歌》出版。這兩部作品是《青春之歌》的延續,但影響力遠不及《青春之歌》,“青春三部曲”的代表作,仍是《青春之歌》。

1995年12月,楊沫去世。在楊沫的追悼會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今天,“青春之歌”四個字,已經成為頗具象征意味的語詞,進入人們的常用詞庫之中。《青春之歌》啟示著新時代的青年,應該樹立怎樣的人生觀、價值觀,將個人的發展與國家的建設結合起來,勇于承擔社會和歷史的責任,不斷開闊自己的心胸和眼界,使自己獲得更快更好的發展,也使自己獲得更多的快樂、幸福與力量,讓青春發出絢爛的光彩。

(作者:武新軍,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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