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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曉原:科學其實人人都能懂

來源:天津日報 | 何玉新  2019年06月28日08:09

江曉原 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畢業于南京大學天文系天體物理專業,中國第一個天文學史專業博士。在國內外出版著作約百種,新華社曾三次為他播發全球通稿。

印象

新奇的知識背后

是對科學的嚴肅思考

一部《流浪地球》展示了中國科幻電影的未來,也成功地印證了科學史學者江曉原的預言:“中國科幻元年,它只能以一部成功的中國本土科幻大片來開啟。”這部電影產生了很大影響,有些人重新想起2007年江曉原和劉慈欣的一場辯論:“為了延續人類文明,該不該吃人?”決定“不吃”的江曉原選擇人性,他的回答昭示了自己一以貫之的反對唯科學主義的態度,這些觀點呈現在其代表作《科學外史》中。

十余年前,江曉原開始為科學雜志《新發現》撰寫專欄“科學外史”,內容涵蓋天文地理、宇宙太空、科技科幻諸多領域,談及司南傳說、星占學家、“超級民科”、影響因子等科壇軼聞。他從歷史上種種趣事入手,揭示科學的前世今生,又將科學從人們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壇上請下來,還其應有面目,闡述耳目一新的論點。

129篇有趣而又不失洞見的文章,結集為“科學外史三部曲”,既是人人都可看得懂的通俗科學史,也是好玩易讀的科普故事集,更是提倡人文精神、破除唯科學主義的現代科技反思錄。

《科學外史》是一部打通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解讀奇人妙事、重審科學真意的作品。江曉原的行文初看似乎離經叛道,細察則仍言之成理。比如,《重新評選中國的“四大發明”》一篇,心平氣和地審視了傳統“四大發明之說”的問題,并指出定義“四大發明”的新思路;《〈自然〉雜志與科幻的不解之緣》點明了權威的頂級科學雜志與邊緣科幻文化的淵源,打破了眾人心中《自然》雜志的“高冷”形象。

劉慈欣評價江曉原時說:“曉原老師瀟灑地穿梭于多個學科、多個時空,深入淺出地解讀孔子誕辰、費米佯謬等種種謎題。他的《科學外史》在有趣、新奇的知識背后一以貫之的是對科學和人性的嚴肅思考。”

現在全國許多高校的科學史通識課程,用的都是江曉原主編、北大出版社出的《科學史十五講》,他對待科學史的觀點影響深遠:“從古希臘算起,科學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它有著成長、發展的過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在不斷糾正錯誤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判斷一種學說是不是科學,不是依據它的結論,而是依據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劉慈欣是一針“強心劑”

讓科幻小說走出了小圈子

記者:現在科幻是熱門話題,您如何評價劉慈欣?

江曉原:從劉慈欣《三體》第一部初版的2008年起,我多次評論過劉慈欣,評論的文本形式不僅有報紙雜志上的書評文章,甚至還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的學術論文。劉慈欣在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科幻創作中,具有反潮流地位。劉慈欣是一針“強心劑”,《三體》在國內暢銷,走出了科幻的小圈子,劉慈欣是中國科幻作家中第一個可以靠版稅生活的人。

記者:科幻小說在中國的現狀如何?

江曉原:雖然有了劉慈欣的雨果獎,有了《三體》這樣成功進入英語世界的作品,有了《流浪地球》,但是坦白地說,科幻在中國,至今仍是一個既小眾又低端的圈子。科幻被許多知識分子和廣大公眾看成是“科普”的一部分,就是編一個假想的故事,逗青少年課余看著玩,目的也就是喚起青少年對科學的熱愛。《小靈通漫游未來》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作品。科普的地位就已經很低了,你又是科普里低幼的那部分,那就更不行了。劉慈欣曾說過,不能讓他的同事知道他喜歡科幻,如果知道了,同事會認為他很低幼,很不成熟。他藏得深到他同事跟他說,有一個寫科幻的人和你的名字一樣,也叫劉慈欣。由此你想,其他人如果要親近科幻,也有這個問題。當然,這種狀況也在改善。

記者:為什么科幻小說在國內一直被看作是通俗文學作品?

江曉原:就文學而言,科幻文學一直是很可憐的,嚴肅文學對它們不屑一顧。這個局面其實在西方國家也差不多。科幻從來沒有成為精英文學。美國有很多科幻雜志,都被認為是很普及甚至低端的東西。國外的科幻大家到中國來,不愿意說自己是科幻小說作家,要說他寫的是“哲學小說”,這說明在他心中,科幻也不是很高級的東西。美國小說家菲利普·迪克生前的科幻小說都賣不動,窮困潦倒,第一部根據迪克小說改編的電影是《銀翼殺手》,上映時迪克已經死了,電影惡評如潮,但是后來《銀翼殺手》被評為“史上十部偉大科幻電影”的第一部。

記者: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對電影的促進有多大?

江曉原:中國數百年前的幻想作品,比如《西游記》《封神榜》《鏡花緣》,可以用來證明中國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這些作品和西方當代科幻并無相通之處。直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科幻創作與國際接軌,中國的科幻作家在整體上匯入了國際潮流。我們的科幻小說我覺得并不差,但是科幻電影差太多。我們多年來在科幻這個事情上比較保守,也影響了導演選擇科幻作品。從國外已有的改編作品來看,可以說對小說沒有特殊的限制。倒是有些作品創作的時候就很為影視改編著想,比如丹·布朗的一系列小說,但電影《達·芬奇密碼》肯定沒有小說成功。

科學有不確定性

對待“民科”應該寬容

記者:您的本行是天文學,另外還研究科學史、科幻等,您為什么一直反思“科學主義”?

江曉原:我剛大學畢業時,也是個科學主義者。你想學天體物理這種專業的人,肯定是科學主義的,肯定覺得科學的東西是至高無上的。一直到我在中科院念科學史以后,對這個領域漸漸有所了解,我的科學主義的立場才動搖了。

記者:您有一篇文章叫《科學的三大誤導》,指出科學的誤導,第一是認為科學等于正確,第二是認為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第三是認為科學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能否解釋一下?

江曉原:《科學的三大誤導》這篇文章當時《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北大出版社出版我編的《科學史十五講》教材,現在國內好多高校上課用。出版社希望在新版中讓我添加幾篇文章作為附錄,其中就包括這篇。

一個科學主義者是相信這三條的,就像我當年是科學主義者,我也相信。而一個反科學主義者,一定是對這三條都是持否定態度。我的思想逐步有個演變。我舉一個自動駕駛的例子,我認為主要是立法的問題,要確定如果出事誰來負責任。自動駕駛汽車如果撞死人,是找車主還是找造這個車的公司?是界定為謀殺,還是界定為交通事故過失殺人,還是界定為產品技術故障?類似這樣的東西,科幻小說和電影里早就反復討論過。以前有一個口號叫做“是科學則存,非科學則亡”,我認為這很荒謬。我們生活中還有很多不是科學的東西,都得消亡干凈嗎?

記者:您如何看待科學上存在的爭議?

江曉原:在科學技術受到推崇和膜拜的時代,很少有科學爭議,即使有也會很快消除或止息。但是到了今天,科學爭議早已經層出不窮,而且曠日持久,比如轉基因食品問題、核電問題、全球變暖問題、基因歧視問題、大城市垃圾處理問題……許多人已經置身于危機中,還糊里糊涂不自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忽略了科學爭議中的某些基本原則問題。退一步說,即便真的僅僅是“科學問題”,它們往往也絕不“簡單”──因為科學有不確定性。

記者:對于所謂的“民科”,您的態度是什么?

江曉原:我主張寬容,特別是不贊成嘲笑、丑化甚至詆毀。這種態度,本身都是傲慢和偏見的產物。他們有這方面的愛好,提出一些新奇的說法,我覺得應該持寬容態度,要是別人發現這個說法有問題,可以寫文章去駁斥。

提出中國古代“新四大發明”

把家變成一個小圖書館

記者:您認為古代有科學嗎?或者說古代的科學怎么界定?

江曉原:我認為取決于我們自己如何定義,喜歡讓古代有科學,那就采用寬泛的定義;不喜歡讓它有科學,那就采用窄的定義。所以,這個事情基本上不是一個理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不同的定義,就會導致不同的結論,不同的結論,對于我們當下的生活有不同的意義。

記者:您曾就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意見,認為絲綢、中醫藥、雕版印刷和十進制計數才是“四大發明”,這是如何考慮的?

江曉原:我們耳熟能詳的“四大發明”,實際上是外國人提的,往前可以追溯到培根,再追溯到艾約瑟,就是說來華的耶穌會士。他們提出的時候,其實也完全沒有經過慎重考慮。但是我提那個新的“四大發明”,是有一定考慮的。一方面這些東西是比較有影響的,有體系的;另一方面它的優先權是沒有爭議的。比如說絲綢,絲綢是有體系的,從養蠶搞成絲、印染,這一整套等于像一個產業鏈一樣。比如說雕版印刷,有非常明確的文獻,它就是中國人最早這樣做的。

記者:您有很多藏書,現在還會經常閱讀嗎?

江曉原:我偏愛看紙質書。我現在其實很少買書,大多是出版社的朋友送的,這在學者中可能比較少見。我在書店里看到一本書,就發微信給出版社的老總,說你這個書我喜歡,明天他就會快遞到我家里來。更多的是他們知道我喜歡什么書,他們出了這類書,就主動給我快遞過來。

記者:您的閱讀習慣是如何形成的?

江曉原:我讀研究生時,上世紀80年代,那時有很多實體書店,我們一群同學把北京的中國書店附近搞成一個地圖,每次決定走哪條路,一條路上能經過盡可能多的門店,然后這么一路“掃蕩”過去,這是周末進行消遣的重要活動。現在雖然逛書店的樂趣沒有了,但我有5萬多冊藏書。我把家變成了一個小圖書館,我就住在圖書館里,家等于是圖書館附帶的生活設施。我現在逛書店的樂趣就改為逛我自己的圖書館,在這里消磨一下午是沒問題的,一下午很快就過去了。

江曉原談《科學外史》

所謂外史

只要和科學沾上邊就行

自從2006年嚴鋒主持《新發現》雜志,我就應邀為該雜志寫“科學外史”專欄,每個月一次。《新發現》是法國的科學雜志月刊,是歐洲最著名的雜志之一,以我在巴黎街頭所見,報刊亭無不陳列。中文版在樣式上保持和法國母版同樣的水準,內容全面本土化。

有朋友多次問我,你怎么可能將一個專欄寫那么長時間?通常情況下,作者寫個一年半載,就會有被“榨干”之虞,每月要定期交出一篇文章,能夠持續10年以上,確實比較罕見。我想這除了我做事比較能堅持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和《新發現》雜志的良好合作──雜志充分尊重和信任我,從不對我文章的主題和內容提出任何異議,隨便我天馬行空寫什么都行──只要和“科學”沾上邊就行。編輯幾乎從不改動我文章中的任何字句,哪怕是發現誤植,也要在電話中核實一下。寫了幾年之后,雜志又將我專欄的篇幅從兩頁調整為三頁,稿酬當然也有所提高。投桃報李,我對“科學外史”專欄的撰寫也越來越用心。“科學外史”逐漸成為我寫得很開心的一個專欄。在國內報紙雜志上,這樣的專欄也算非常“長壽”了。

“外史”是雙關語:自學術意義言之,是科學史研究中與“內史”對應的一種研究路徑或風格,重視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的關聯及互動;自中國傳統修辭意義言之,則有與“正史”相對的稗史、野史之意,讓人聯想到《趙飛燕外傳》《楊太真外傳》,更是家喻戶曉的還有《儒林外史》。以前我寫過一本《天學外史》,比較側重“外史”的學術意義;現在這本《科學外史》,則是上述兩種意義并重了。現在回顧起來,當初將專欄取名為“科學外史”,還真有些意想不到的好處。因為這個名字高度開放,可以容納幾乎一切與科學有關的事情、人物、概念,它允許作者在許許多多迥然不同的場景中隨意跳轉,選擇話題,包含了多樣性和趣味性。

“科學外史”當然與科學有關,但我并不想進行傳統的科普,而是想和讀者分享我對科學技術的新解讀和新看法。這些解讀和看法,都是在“反對唯科學主義”綱領下形成的,所以能夠和老生常談拉開距離。

我寫這個專欄的時候,絕大部分情況下每次寫什么題目都不是預定的,總是到時候臨時選題目。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可以讓喧囂的紅塵生活為專欄的選題提供靈感,還能夠讓每次的話題在“科學外史”這個廣闊的范圍中隨意跳躍。但是在出書的時候,我打散了這些文章見刊時的先后順序,按照若干專題重新組合,這樣讀起來更有條理。

本來我以為《科學外史》只能是小眾圖書,聊供少數同好把玩而已,所以書做得比較精致,精裝,設計風格走典雅路線,覺得出這樣的書送送朋友倒挺好。沒想到《科學外史》在2013年出版之后大受歡迎,還獲得了年度中國好書、第十三屆上海圖書獎一等獎。在商業渠道也獲得了不少榮譽,進入了許多榜單,不久它又入選國家機關干部讀書活動推薦的13種書目之一。這完全出乎我意料。按照我和出版社原先商定的計劃,就是準備一年后再推出《科學外史Ⅱ》,這已經在《科學外史》的自序中明確預告了。相比而言,《科學外史Ⅱ》的思想性更強,辯論色彩更濃,在某些爭議焦點上的立場更鮮明。之后我又選了36篇文章編成《科學外史III》,仍然不受發表順序約束,而是根據主題將文章分成六組,擁有更多“新知識、新發現、新觀點、新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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