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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郁達夫手稿本《她是一個弱女子》

來源:文匯報 | 李杭春  2019年06月28日07:51

手稿第86頁,補充的歷史敘事包含革命軍的進攻線路和孫傳芳殘部的丑惡行徑

《弱女子》終得以十日之“速力”脫稿,觸發寫作的機緣,當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侵入滬上——郁達夫將這位“一刻也少不得愛,一刻也少不得一個依托之人”的柔弱熱情的女子的悲劇,結束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戰爭的硝煙中,肯定不是偶然的。

近一段時間,郁達夫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以下簡稱“《弱女子》”)手稿正在全國巡展,引起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據作者自述,小說十天速成,在1932年2月“上海戰事緊張,百業凋零,經濟壓迫得無可奈何的時候”,換錢度過“當時極其窘迫的日子”(劉大杰 《讀郁達夫 “一個弱女子”》,《申江日報副刊 海潮》第2期,1932年9月25日第4版),以至作家本人也覺得是自己“作品之中的最惡劣的一篇”(《〈她是一個弱女子〉后敘》,《郁達夫全集》第2卷第355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而當時文壇卻表示了欣喜和歡迎,“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一般都稱為文壇不振的季節,不意沉默已久的郁達夫先生,卻在這一年中突然的重振巨筆。他的文思竟如奔瀉的流泉一樣,從一·二八的炮火聲中產生了中篇 《她是一個弱女子》”(參《申報》1933年3月18日第4版《懺余集》廣告)。

《她是一個弱女子》現代書局版及扉頁

從出版史的角度看,這部小說命運多舛。1932年5月,先被列為“文藝創作叢書”之一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9月即告再版;有左聯血統的湖風書局被查封后,上海現代書局接收其紙型于當年12月重印,為躲避檢查,倒填年月作“1928年12月初版”;1933年5月,因內容有礙風化而遭上海市公安局查扣,6月被以“暗示階級意識,描寫淫穢情節”禁售;1933年12月,經刪改并易名《饒了她》,由現代書局重排出版;1934年4月又被指“詆毀政府”再次遭禁……但是同時,由于郁氏后人的悉心收藏,手稿至今完好,而且是郁達夫惟一存世的完整著作手稿,其幸又何其甚焉。

構思寫作過程:醞釀既久,落筆成章

小說用黑墨水鋼筆書寫于可對折裝訂的200格(10×20)“東京創作用紙”上,裝訂后的32開稿本厚近2公分,紙色微黃,紙質輕薄柔韌,歷近九十年風雨塵埃而字跡清晰,內容完整,作者寫作時的姿態動靜似歷歷在目。手稿被隔頁編號,共編154號,故全文約300頁,6萬余字。以十天速成計,郁達夫每天寫作量當在6000字上下。郁達夫日記中,曾不時記錄一些重要創作的每日寫作量,比較常見的狀態是每天2000到5000字,6000字的日創作量相當罕見。

從整體看,這部長達6萬字的手稿沒有大體量的結構性調整,手稿大部分字跡清晰工整,書寫不急不躁,是胸有成竹、思路流暢的那種寫作,可見作家對筆下人物和情節有著較為宏觀、通達的把握。當然,也有少量隨寫隨改或事后刪改的地方,以完善措辭,添補細節。

聯系郁達夫相關日記和單行本《后敘》及《滬戰中的生活》兩文中介紹的寫作過程,則這部作品的創作,直可謂“醞釀已久,一觸即發”,“落筆成章,一氣呵成”。

《她是一個弱女子》的題材,我在一九二七年……就想好了,可是以后輾轉流離,終于沒有功夫把它寫出。這一回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來侵,我于逃難之余,倒得了十日的空閑,所以就在這十日內,貓貓虎虎地試寫了一個大概。(《〈她是一個弱女子〉后敘》)

……在戰期里為經濟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寫出來的一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這小說的題材,我是在好幾年前就想好了的,不過有許多細節和近事,是在這一次的滬戰中,因為閱舊時的日記,才編好穿插進去,用作點綴的東西。(《滬戰中的生活》,《郁達夫全集》第3卷第163頁)

1926年,郁達夫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年底離粵抵滬,對這座舊勢力大本營、新革命策源地的城市頗不能如意,對被新的狂歡掩藏的迷霧、黑幕甚至不吐不快。除引起軒然大波的《廣州事情》《在方向轉換的途中》外,郁達夫還想以《清明前后》為題,為這“廣東的一年生活,也盡夠十萬字寫”(《村居日記》,《郁達夫全集》第5卷第71頁)。所以,當1927年1月10日,《廣州事情》完成3天后,郁達夫最初擬定《她是一個弱女子》這一小說題目,所“想好”的“題材”,比如以馮世芬、陳應環為代表的革命+戀愛,他們對民眾力量的依恃和鼓動;比如小說中新軍閥的從倒戈走向反動,顯然有“廣州生活”的靈感和作家本人對“廣州革命”的認知和研判在。

廣州一年,郁達夫和他的同伴們是在幾乎不間斷的游行、集會、運動、討伐中度過的。3月18日,郁達夫與郭沫若、王獨清一起由上海搭新華輪啟程南下廣州的當日,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3月20日,廣州市民舉行反段祺瑞游行,蔣介石則策動了中山艦事件。這番動蕩似乎為這一年的“廣州事情”奠定了底色。查3月23日郁達夫們抵粵后近一年的《廣州民國日報》,除連篇累牘的工農暴動、新軍北伐而外,廣東大學師生參加的集會游行計有:3月29日紀念黃花崗烈士集會,4月2日反段示威大游行,4月18日紀念北京慘案死難同胞集會,5月5日五五紀念會和紀念馬克思誕辰108周年紀念會,5月7日“五七”國恥日紀念會,5月30日紀念“五卅”一周年集會,加之廣東大學的教員罷課和學生擇師風潮,“查辦”廣東大學和改制中山大學,以及文科學長郭沫若的誓師北伐……

身在此中的郁達夫不能不受感染。雖然尚無直接材料證明郁達夫參加了上述全部集會,但躬逢“這盛大的紀念日”的3月29日,他確是“自小北門起至黃花崗”,全程參加了黃花崗集會和游行(參《今年的三二九紀念日》,《郁達夫全集》第9卷第180頁);這年10月自北京南下經汕頭時,也曾與《嶺東民國日報》社長李春濤和火焰社許峨、馮瘦菊等,一同往訪留日同學、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和工人運動領袖楊石魂(參許峨《郁達夫在汕頭》,陳子善、王自力編《回憶郁達夫》第167—168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放在今天,就很有點“追星”的味道了;但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已過而立的、“從前也看過一點政治經濟的書的人”(《滬戰中的生活》),郁達夫又對新舊軍閥的貌離神合有清醒的警覺,他于這年年底逃離廣州,并在上海寫下《廣州事情》《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諸作,正是這一警醒和反思的結果。而這一基本認知,貫穿在郁達夫的諸多文字之中,《弱女子》或也是其中之一。借小說中“革命符碼”陳應環之筆,通過其在柏林向馮世芬寫的信,郁達夫表達了那種混合了憧憬和憂慮的復雜的情感。

中國的目前最大壓迫,是在各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余孽,軍閥集團,洋商買辦,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忠實代理人,他們和內地的土豪、劣紳一勾結,那民眾自然沒有翻身的日子了。可是民眾已經在覺悟,大革命的開始,為期當不在遠。廣州已在開始進行工作……

當包括《弱女子》和《蜃樓》《春潮》《清明前后》以及“明清之際的一篇歷史小說”等在內的宏大寫作計劃立定之后不久,具體說是僅僅四天以后,作家便遭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不消說這些計劃基本都落了空或滯了后,何況構思日久而止于中途也是常態。“中篇《蜃樓》只發表了前12章,《春潮》無以為繼,《清明前后》毫無蹤影,‘明清之際的一篇歷史小說’也只是一個設想。”(陳子善《〈她是一個弱女子〉序言》,郁達夫手稿本《她是一個弱女子》第4—5頁,中華書局2017年1月版。其中《蜃樓》,據郁飛《郁達夫的星洲三年》中所述,郁達夫“始終隨身帶著”這部“紫色墨跡”的續稿,最后的歸宿可能是留在了新加坡的烽火中。“我不知帶出,他離去時也必不會帶著,那么下落可想而知了。”)惟《弱女子》終于在五年后伺機完成,盡管作家自己也覺得“貓貓虎虎”,但還是一眾計劃中實現得最圓滿的。此可謂“醞釀已久”。

寫到了如今的小說,其間也有十幾年的歷史了,我覺得比這一次寫這篇小說時的心境更惡劣的時候,還不曾有過。(《〈她是一個弱女子〉后敘》)

這五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軍閥混戰、工農罷工和“四一二”“九一八”“一·二八”諸內憂外患,正所謂“政潮起伏,軍閥橫行,中國在內亂外患不斷之中”,作家心境之惡劣也可想而知。當然,這些接踵而來的變故,也為作家的構思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而觸發《弱女子》寫作的機緣,當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侵入滬上——郁達夫將這位“一刻也少不得愛,一刻也少不得一個依托之人”的柔弱熱情的女子的悲劇,結束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戰爭的硝煙中,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侵晨,虹口一帶,起了不斷的槍聲,閘北方面,火光煙焰,遮滿了天空。……有一隊穿海軍紺色的制服的巡邏隊,帶了幾個相貌猙獰的日本浪人……用槍托斧頭,打進了吳一粟和鄭秀岳寄寓在那里的那一間屋里。

在郁達夫筆下,鄭秀岳溫柔美麗,卻軟弱猶疑,貪慕虛榮和富貴,甚至不守婦道,她既不甘像李文卿那樣墮落無情,也不能跟馮世芬那樣自立自強,終至于被殘暴的日本侵略者蹂躪至死。對這樣一位可憐可憫又可恨的弱女子,郁達夫給予了許多寬容和同情。在她從女校讀書、交友、畢業、戀愛結婚到被害身死的短短五年中,作家的寬恕之筆,一次次饒了她的人性之弱,一次次為她的愛欲辯解,為她的窮困辯解,為她的承受所有社會之苦辯解,甚至那個東窗事發的晚上,還是讓吳一粟無條件饒恕了她,接納了她。于是,她的最終命喪日本浪人和海軍巡邏隊,無疑是作家被滬戰喚醒的民族情結的一種投射。他用一位弱女子的淚和血,貞潔和生命,與十年前他所哀憐、怨恨的弱國,那個《沉淪》中害“他”致死的弱國,哀切而悲忿地作了遙遠的呼應——鄭秀岳軟弱的、悲劇的一生,何嘗不是作家早年“弱國情結”的一種影射和宣泄,又何嘗不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罪惡的傾訴和抗議?

同時,小說中大量的“磨鏡”文字也頗擾人視線。何以這樣一部充滿愛國情懷和社會反思的作品,要借助如此露骨的情節?劉大杰在《讀郁達夫的“一個弱女子”》中曾提及,“這些并不是不盡情理的事實,我們只要看杭州陶思瑾劉夢瑩同性愛的慘禍,我們就可以想到‘一個弱女子’里所描寫的事實,并不是作者的夸張了。”這或許為《弱女子》的解讀打開了一個窗口。查當年報刊,知此案社會反響之巨,也頗感慨當年社會開放包容之程度——陶思瑾最終改判死緩,她的孽戀、情殺像是被法律和社會輿論同時“饒恕”了。陶、劉均為杭州藝專學生,案發于1932年2月11日,這個時間與《弱女子》的構思寫作幾乎可以重合。

我們可以想見,這是一部以極大的耐力醞釀已久的作品,也是一部被時局觸動胸中塊壘、被時事挑撥紛紜情愫,而得以最大的速力一氣呵成的小說。

寫人敘事風格:個人境遇,時代風云

展讀整個情節和故事背景,我們能發現這部將個人境遇與時代風云完全融合的敘事,人物的命運起伏幾乎都與時代的動蕩、變遷聯結在一起。這在郁達夫一向專注個人情感自抒的小說創作中頗為特別。根據郁達夫《滬戰中的生活》一文自述,他創作這部作品之先,翻閱了近幾年自己的日記,“編好穿插進去,用作點綴”。其實又何嘗只是“點綴”?這些文字不啻是將風云際會融入了人物和故事,讓情節推進和人物塑造既合情合理,又合乎時代的必然。

鄭秀岳將從杭州女校畢業的那年,孫傳芳殘部正在東南各省作“致命的噬咬”和“絕命的殺人放火,擄掠奸淫”,鄭秀岳不得不隨家人倉皇逃難到上海,租住在滬西一位銀行職員的弄堂房子里,遇見了同是房客的《婦女雜志》編輯吳一粟。這個時間,差不多是作家自粵抵滬的1926、1927年尾年頭:

滬杭一帶充滿了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的空氣。……陽歷元旦以后,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路軍,真如破竹般地直到了杭州,浙江已經成了一個遍地紅旗的區域了。這時候淞滬的一隅,還在舊軍閥孫傳芳的殘部的手中,但是一夕數驚,舊軍閥早也已經感到了他們的末日的將至了。

郁達夫《村居日記》,累日記有“革命軍入浙,孫傳芳的殘部和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在富陽對峙”(1927年1月1日),“早起看報,曉得富陽已經開火了”(1927年1月4日)這樣的信息,新舊軍閥火并帶來的戰火,給了主人公從杭州逃難到上海的理由,也給了這部虛擬的小說一個真實的背景。

隨之不久,是上海閘北、南市、吳淞一帶的工農總罷工,“要求英帝國主義駐兵退出上海,打倒軍閥,收回租界”,而好友馮世芬,正是被安排在滬西大華紗廠的罷工組織者,也為后來兩位好友的電車重逢打下了埋伏。

二月十九,國民革命軍已沿了滬杭鐵路向東推進,到了臨平。以后長驅直入,馬上就有將淞滬一線的殘余軍閥肅清的可能。上海的勞苦群眾,于是團結起來了,雖則在孫傳芳的大刀隊下死了不少的斗士和男女學生,然而殺不盡的中國無產階級,終于在千重萬重的壓迫之下,結束了起來。

三月二十一日,革命的士兵一小部分終于打到了龍華,上海的工農群眾七十萬人,就又來了一次驚天動地的大罷工總暴動。

小說以清晰的時間刻度真實還原了這段歷史。查郁達夫《新生日記》,就記有“杭州確已入黨軍手,歡喜得了不得”(1927年2月18日),“黨軍已進至臨平,杭州安謐……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體罷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軍閥,收回租界,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市上殺氣騰天,中外的兵士,荷槍實彈,戒備森嚴”(1927年2月19日)等信息,到了3月21日,“……得到了黨軍已于昨晚到龍華的消息,自正午十二點鐘起,上海的七十萬工人,下總同盟罷工的命令,我們在街上目睹了這第二次工人的總罷工,秩序井然,一種嚴肅悲壯的氣氛,感染了我們兩人”(1927年3月21日)。這些記錄,幾乎是原原本本地被復刻在了《弱女子》的故事里,包括“覺得我們兩人間的戀愛,又加強固了”這樣私密的個人感受,后來也被鄭秀岳、吳一粟“抄襲”了。

而新軍閥“不要民眾,不要革命的工農兵”的“羊皮下的狼身”,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的夜半”,露出來了。

革命軍閥竟派了大軍,在閘北南市等處,包圍住了總工會的糾察隊營部屠殺起來。赤手空拳的上海勞工大眾,以用了那樣重大的犧牲去向孫傳芳殘部手里奪來的破舊的槍械,抵抗了一晝夜,結果當然是槍械的全部被奪,和糾察隊的全隊滅亡。

參郁達夫《閑情日記》,亦有對此次政變的記錄:“東天未明,就聽見窗外槍聲四起。……急出戶外,向駐在近旁的兵隊問訊,知道總工會糾察隊總部,在和軍部內來繳械的軍人開火。路上行人,受傷者數人,死者一二人。”(1927年4月12日)

這被滅亡的糾察隊員中,就有馮世芬的愛人、那位將她引領上革命道路的“革命符碼”陳應環,而馮世芬,也從滬西的大華紗廠,轉到了滬東新開起來的一家廠家。與此同時,則是鄭秀岳對吳一粟“戀愛的成熟”:

正當這個中國政治回復了昔日的舊觀,軍閥黨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聯結了外國帝國主義者和買辦地主來壓迫中國民眾的大把戲新開幕的時候,鄭秀岳對吳一粟的戀愛也成熟了。

這段愛情的生不逢時,似乎注定了它悲劇的結局。組合不久就飽受失業、病痛、貧困折磨的小家庭,在日本侵占東三省以后,更是被“殺人的經濟壓迫”“弄得山窮水盡”。

九月十八,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和中國軍閥相勾結,打進了東三省。中國市場于既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余波之后,又直面著了這一個政治危機,大江南北的金融界、商業界,就完全停止了運行。

小說中,為免于窮困,鄭秀岳鋌而走險,向李文卿、張康、李得中投懷送抱,甚至放棄了最后的自尊;也是為免于窮困,吳一粟和鄭秀岳隨馮世芬搬家到滬東一處工人聚居區,為最后鄭秀岳的慘死,埋下了灰線和伏筆。這個柔弱女子最終成了戰爭中沒能被佑護、體恤、諒解和饒恕的最無辜的犧牲品。她的毀滅,是人性之弱的悲劇,也是一個喪失了天良和厚道的時代和社會給予柔弱個體以惡毒打擊、逼迫和陷害、摧殘的悲劇,更是侵略和戰爭之反人性、反人類罪惡制造的悲劇。

在內有軍閥混戰、外亦民族危亡的社會背景下,弱勢力的底層民眾將何以安身,文明社會又將何以前行?這是郁達夫作為文學知識分子苦苦思索的一個命題。“饒了她!饒了她!她是一個弱女子!”或是郁達夫通過這部小說亮出的呼吁。“戰爭誠天地間最大的罪惡,今后當一意宣傳和平,救我民族”,1927年1月8日——《弱女子》定題兩天之前,郁達夫在日記里這樣自勉。

刪改增補功能:完善細節,修飾文字

與已經抹去了所有增刪、修改全過程和字跡、筆誤諸細節的整潔規范的印刷本不同,手稿真實保留了作家構思、寫作時思想的歷史和情感的溫度,讓我們想象作家落筆之時的取舍與思考,更“有助于讀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創作心理機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闡釋文本”(陳子善《〈她是一個弱女子〉序言》,第13頁)。

尤其卷首題詞。手稿中,在“謹以此書,獻給我最親愛、最尊敬的映霞”以外,還有被刪去的一個句子:“五年間的熱愛,使我永遠也不能忘記你那顆純潔的心。”這個刪除,是聯想生活中愛的熱度降溫,還是忌憚故事里心的純潔闕如?的確是“耐人尋味”。

總的來看,文稿修改大致有完善細節、還原背景、刻畫人物、修飾文字這樣幾種功能。

一是完善細節。跟許多現代作家一樣,郁達夫小說并不以故事情節的開合、起伏制勝,而素以細節見長,對人物情感、心理和見聞、事理等,往往有準確的刻畫和細膩的描繪。所以,細節補充是寫作時比較突出的修改方式。

比如補充物品細節。小說第六章,鄭秀岳拆看李文卿為謝馮世芬放棄參賽讓自己奪得錦標的信后,馮世芬向鄭秀岳展示了一抽屜自己收到的“秘密信件”。

原稿作:

驚定之后,她伸手向桌上亂堆在那里的紅綠小信件撥了幾撥,才發現了這些信件,都還原封不動地封固在那里。

都是些什么信件?定稿作了補充:

驚定之后,她伸手向桌上亂堆在那里的紅綠小信件撥了幾撥,才發現了這些信件,都還是原封不動地封固在那里,發信者有些是教員,有些是同學,還有些是她所不知道的人,不過其中的一大部分,卻是曾經也寫信給她自己過的。

改稿于補充了寫信人的身份以外,也不動聲色地交代了這其中大部分人,是以向女子寫信求愛為樂的,因此以收信人對這些信件的既不拆看也不燒毀,自然引出了馮世芬向鄭秀岳展示的“重要的信”。

比如補充時間細節。小說第一章,鄭秀岳和馮世芬的第一次同行,是在“開學后第二個禮拜六的下午”,比最初只是籠統講“有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時間的敘事意味要充分得多;小說第八章,馮世芬欲去上海接剛始回國的舅舅陳應環,是“有一天五月將盡的悶熱的禮拜二的午后”。手稿中,“禮拜二”這個明確的時間刻度也是后來加上的,為后來小說的情節開展提供了時間依據。

比如補充線索細節。第十六章,鄭秀岳父女三人逃難到上海,“后來就在滬西的一家人家的統廂房里,作了久住之計”,改為“后來就在滬西租定了一家姓戴的上流人家的樓下統廂房,作了久住之計”,幾處改動中,“租定”“上流人家”“樓下”,將一家人在上海的暫時久居(得以與吳一粟相遇、相戀、結婚)、初時的上流經濟狀況(后因經濟拮據搬去滬東貧民區)和與吳一粟的空間關系(那個從樓下仰視樓上的角度)都作了交代,這些信息的充實莫不與后來的事件進展相關,很能還原作家構思寫作時的那種一絲不茍,和不動聲色的前后呼應。

二是還原背景。從手稿看,小說中幾段與時局背景相關的文字,刪改、增補的地方特別多。似乎是為尊重史實見,作者通過盡可能完整詳實的文字還原一段歷史、表示一番見地、顯示一種立場,也可見作家對這些文字所承載的功能的重視。

我們不妨以孫傳芳殘部與政府軍對峙火并這一史實為例,看一下作家對這段歷史敘事的增補。

《弱女子》原稿:

孫傳芳占據東南不上數月,廣州革命政府的北伐軍隊,受了第三國際的領導和工農大眾的扶持,著著進逼。革命軍到處,百姓簞食壺漿,歡迎惟恐不及。于是軍閥的殘部,就不得不顯出他們的最后毒牙,來向無辜的百姓農工,試一次最后的噬咬。

修改稿:

孫傳芳占據東南五省不上幾月,廣州革命政府的北伐軍隊,受了第三國際的領導和工農大眾的扶持,著著進逼,已攻下了武漢,攻下了福建,迫近江浙的境界來了。革命軍到處,百姓簞食壺漿,歡迎惟恐不及。于是舊軍閥的殘部,在放棄地盤之先,就不得不露出他們的最后毒牙,來向無辜的農工百姓,試一次致命的噬咬,來一次絕命的殺人放火,擄掠奸淫。

相較而言,小說中這段背景材料的補充,主要包括革命軍的進攻線路和孫傳芳殘部的丑惡行徑,視野更宏闊,敘寫更精細,立場也更明確。

三是刻畫人物。這部小說人物不多,有名有姓的只有14位,“李文卿父親”“馮夫人”姑且也算在內。這些人物的體貌特征、身世籍貫、來龍去脈,作品中都盡可能有所交代,以制造一種“虛構”而“擬真”的效果。從這一點看,《弱女子》的人物敘事還是頗為傳統的。

通過手稿我們可以看到,鄭秀岳、馮世芬、李文卿、吳一粟、張康、李得中等幾位主要人物出場時,作家敘述他們性格、經歷的文字改動不多,文面相對比較干凈。顯然,五年時間的醞釀,讓女主人公和女主身邊牽扯其命運走向的人,在作家心目中早經成型;而次要人物卻是邊寫邊改的時候居多。比如鄭秀岳父親鄭去非,手稿中刪改、添補的信息就包括年齡(從“今年總有六十幾歲”改為“年紀將近五十”)、獨身不娶的時間(從“二十余年”改為“將近十年”),以及其他如卸任福建知縣、被薦揚州知府之類,即便與故事核心情節無甚相關,作者也是多有斟酌,文字涂改不迭,只為人物身份的合乎常情、合乎真理。房東戴次山、叔父吳卓人、李文卿父親等也有類似情形。女中教員張康、李文卿女友史麗娟,似乎姓名都有改動,張康改自“黃康”,史麗娟,最初被寫作“史文娟”,姓名符號的或然成分都很不少,也可見作家寫作時被各種靈感不斷沖擊、左右斡旋的狀態。鄭秀岳的11次被寫作“鄭秀俠”或也是一個值得推敲的現象,其中僅3處被改正。兩個字既不同音,也不同形,要說筆誤,還真有點難。

四是修飾文字。作為一位新文學作家,與魯迅文字的簡潔凝重不同,郁達夫是柔軟細膩、句式豐繁的,《弱女子》中就有不少歐化長句,類似“可是急切間總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安慰著這一位已經受苦受得不少了的寡母”“她和張先生的若即若離的關系,正將割斷,而她的學校生活也將完畢的這一年的冬天”“醉生夢死,服務在上海的一家大金融資本家的銀行里的鄭秀岳她們的房東”,這樣成分復雜的句子俯拾即是。從《弱女子》手稿看,文字的修飾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增進文字的準確性。第十四章,于馮世芬與其舅舅一同出走的消息傳開以后,鄭秀岳接到了好幾封信,原稿作:

在這許多封信的中間,有兩封批評觀點完全不同的信,最惹起了她的注意。

定稿增加了不少介定成分,信息更豐富,語義更精準。改作:

在這許多封信的中間,有兩封出乎她的意想之外,批評眼光完全和她平時所想她們的不同的信,最惹起了她的注意。

二是提升文字的表現力。第十二章,鄭秀岳讀到馮世芬的離別信后,“悲悲(嗚嗚)切切的哭了一陣,又拿信近她的淚眼邊去看看,她的熱(眼)淚,更加涌如驟雨(潮勢)。又痛哭了半天,她才決然地立了起來,把頭發拴了一拴,帶(含)著不能成聲(嗡然的淚)的淚音,哄哄(嗡嗡)地對坐在她床前的娘說……”。括號里是被改掉的原文,兩相比較,應該可以感受到改版文字相對更為生動和有表現力。

對于作家而言,印刷本光鮮亮麗,整肅端莊,像精心修飾的美妝女子,掩藏起所有細紋、瑕疵、瘢痕、個人印記,以標準、完美之面目示人;而手稿則有點素面朝天、了無遮攔的意思,讓我們得以窺探各種原初的真實。我想郁達夫,是不介意后一種的。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本文部分圖片由西泠拍賣有限公司提供,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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