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孟悅《望春風》:世界盡頭的農耕與文學

來源:《澳門理工學報》 | 孟悅  2019年06月30日09:18

內容摘要

根據當前環境氣候變遷的研究,無化肥農藥、無畜牧業的農耕文明對地球生態最為友善,也最具有未來價值。然而一個世紀來,以高科技為目標的各現代文化工程卻共同否認著農耕文明的未來,城市資本的擴大更導致千年村落大片消失。有生態未來性的農耕文明在當今中國迅速消亡的事實,加深了現代以來文學書寫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在村落實體消亡后,文字和書寫成了農耕文明最后的殘跡;同時,新白話和現代文學又從最初就參與了對農耕文明的貶斥。用導致農耕文明消失的載體來反抗文明的消失,體現了文學書寫在人類世的反諷位置。格非的《望春風》以富于創造力的方式深層介入著現當代文學、生態未來與農耕文明歷史命運之間的隱秘政治。

引 言

在全球生態危機的視野下,自然的農耕,即不用化肥農藥和基因改造技術的耕作或有機農耕,是對生態破壞最小、對地球萬物最為友善的經濟和生活方式。①目前在標志地球安全運作的數個極限中,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氮循環失衡的安全極限己經徹底跌破,不可逆轉,而氣候變遷的安全極限則危在旦夕。有科學家甚至指出,在當前地球所處的危險的“人類世”時代,所有物種的生存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球能否“回到”以農耕文明為主的“全新紀”狀態。②不包括畜牧業的自然農耕減少高達87?90%的溫室排放,直接削減人為的氮投入,同時節省大量的水,糧食、汽油和能源。③自然農耕的全面再興會更迅捷有效地遏止氣候變遷,在氣候變遷加劇的今天極具特殊的未來價值。④然而,席卷農耕文明的颶風在中國和世界己經勁吹了一個多世紀,以至大片村落等不到人們重新發現自然農耕的好處就己經荒蕪沒落。上個十年,中國大地上已經有九十萬座村莊不見了蹤影。⑤農耕文明對生態未來的價值和人們對它放棄拋棄之間呈現著突兀的倒錯。這種有歷史反諷意味的錯位值得從歷史、物質文化和語言的角度深度反思。

過去一百多年中,中國和世界的各種話語從不同角度論述著一個大同小異的道理,那就是,“傳統”的農耕文明無法給人類帶來“好的生活”,農耕文明應該、必須、乃至必然為“工業文明”和商業發展所取代。比如亞當斯密在18世紀末就界定了農耕文明和“富”即他想象的“好生活”之間的區別。他認為中國農業在精耕細作上明顯好過歐洲,所以少有人流離失所,但由于缺乏以貿易為目的的生產和法律,維持現狀尚可,卻不足以“致富”。馬克思根據19世紀的歐洲狀況,把人類好生活的理想描述為“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但達到這好社會不僅是消滅階級而己,還必須有“社會生產力極大發展”,即大機器和自動化生產。按這邏輯,未經工業化的農耕文明不具備達成人類好社會的物質財富條件。孫中山《建國方略》中設想的民生好生活,也把“普用機器”看作必須,即“普用機器而羈勒自然力,如蒸汽、煤氣、電氣、水力以助人工”,否則中國人即使享受著世界一流的美食,生活程度也“尚在第二級”。⑥甚至康有為“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不例外,他想象的絕對是向工業資本主義求同的世界,而不是向世界其他地方看齊的大同。⑦這些中國理論家和改革者對全球權利結構達成了較清晰對認識,卻仍然難免不落入“趕上”的陷阱和對自身現狀的詛咒。

在孫中山和康有為的時代沒人會想到,若讓全球都過上當時歐美引領的、代表歷史進步的“好生活”,僅從人均土地來看,就需要至少四個地球。⑧學者彭慕蘭的全球史著作《大分流》告訴我們,歐洲在近現代“興起”并不是工業機器或科技術發達的結果,其真正原因是西歐各國在偶然情況下對全球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極大占有——“極大占有”四個字是我的概括。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西歐自18世紀乃至更早,就陸續占有了比世界所有地區都多出數倍的人均土地資源、農作物資源和可壓榨的勞動力。意外發現的新大陸和數個世紀的移民,不期然地緩解了歐洲內部的人均資源壓力。同時,各殖民主義統治又將南亞、非洲和拉美等殖民地變做唯我所需的生產場所。正是在這個歷史過程開始時,才出現了亞當斯密所看好的致富手段,即分工生產和長途貿易。在新舊大陸以及各殖民地間進行的遠程貿易在這前后走向繁盛,而單一種植的農產品——從加勒比海的蔗糖到竊自南美、種在爪哇的奎寧,則使“分工”有了意味。但真正創造著歐洲財富的卻是失去自由的“農民”,即被殖民者和美洲種植園里的奴隸。即使馬克思獨具慧眼,識破了殖民擴張和資本原始積累是手心手背,卻沒注意資源極大占有和“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關連。

不僅理論家和改革者落入對中國歷史的詛咒,貧窮辛苦,單調麻木、沒有未來的中國農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文學的“發明”。農耕文明本是遍布在詩歌、筆記、正史野史、日用類書、農家書籍、乃至山居野老等靈異書籍中。但“五四”新白話(鐘雨柔語)⑨斷絕了與這些文體可能的互文關系,也除去了文字本身可能包含的農耕文明基因。新文學中,書寫農村和農民變成了國民改造和社會革命的重大文化工程。從魯迅那一系列力透紙背的短篇即《故鄉》、《祥林嫂》、《孔乙己》和《阿Q正傳》起,“辛苦麻木”、可悲可笑的“老中國”人形象基本上就是新文學的國民靈魂改造工程的濫觴。其他鄉土寫作,不論是溫暖的地方色彩還是詩意的邊城故事,都沒能扳過這種痛入骨髓的否定。為了推動“文明”進程,胡適曾經把新聞紙上的一切社會邪惡都說成是“村上”的:從鴉片嗎啡、纒足賣淫、到巫醫斷送人命,鄉紳賣選票掙錢、煤礦燒死上百人、父逼女“餓死作烈女”等等。⑩到了茅盾從全球資本主義橫斷面上展示中國農村的破產時,他關于歷史發展階段性的想象己容不得老通寳的命運有一絲偶然:只要他還老實巴交當桑農,就必然一再破產,死路一條。在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起落后,在全球生態危機的今天回顧以往,文化偉人們的貢獻當然不可否認,工業科技帶來的物質改善也毋須諱言,更不必假作有一成不變的善良傳統和農民,然而,一件掩在20世紀身后的大事也越發難以回避,那就是,一個多世紀來關于“工業文明”和歐洲興起的種種假說,使農耕文明變得無法想象,沒有希望。東亞獨有的與土地及作物相處的農耕智慧被剝奪了本來的益處和價值,與“未來好生活”失去了可能的關連。

從“人類世”的現狀和氣候變遷的危機看,這段歷史蘊含著深刻的反諷。2015年,一億多中國人的人均財富終于實現了“與歐美齊”(康有為語),2.7%國人還躍居全球首富,?但卻由于《大分流》指出的原因,尚未過上歐美式的“好生活”。除了社會不平等加劇,人們還賠上了數倍于歐美的生態代價,增加了數倍于歐美的疾患風險:75%的城市空氣質量有害于健康,80%淺層水源有害于人,20%可耕地有害物質超標(還不算作物生長中施加的化肥農藥),50%陸地脊椎物種滅絕,50%特有物種即將滅絕,土地廢塑料含量全球第一,溫室氣體排放超過歐美日的總和,占全球總排放30%。?你可以“反抗不公”,說中國人均排放依然小于歐美,但那不能減少境內的污染,更不能遏止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全球生態危機,甚至無助于人們的健康。

關于“與歐美齊”,查克拉巴第和杜贊奇是反過來看的,?即在高資本、高技術、高資源的經濟方式之外,在傳統的經濟方式中,反倒保留著對生態更友善的經濟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說這一個多世紀,窮人和傳統,包括中國農耕文明,無形中為我們守衛著地球和生物多樣性。他們的說法呼應著一百多年前來到東亞尋求永續農耕之道的美國農學家富蘭克林?金(H.F.King)。當時農耕文明己經被剔除了中國人對于未來的想象,而他卻看到東亞農耕文明的未來性,把它叫做永久農耕(permanent agriculture)、永續農耕(sustainable agriculture)的前身。?在他看來,東亞延續了四千年的農耕方式既保護土壤又保證著溫飽——盡管今人把當時的溫飽叫做貧窮。

中國當代文學中己經出現了一批書寫農村消亡和生態問題的作品。今天,當地球生物圈的底線正被層層突破,煤炭、塑料、基因改造、汽車和電子工業,連同因歐美飲食習慣而擴大發展畜牧養殖業,危及到所有物種的生存時,我們能否跳出對農耕文明的重重詛咒,重新想象它的意味?能否在國民改造和社會革命的話語之后,在對“傳統文化”的僵死想象之外,找到方式和語言書寫正在消失的農村?這些,涉及到能否想象未來。通過一座千年村落的故事,《望春風》帶給我們一個從語言和文學的角度反思和想象農耕文明的機會。?新白話新文學使寫作語言從農耕文明中剝離出去,如何用這個語言來留下農村的記憶?《望春風》回答了這個問題。它可以被讀作農耕文明消亡的故事,也可以讀作在權力和資本帶來的生態災難中,人類過去與未來的某種傳奇。

歷史風琴的皺褶

——從“千年村落”與“長時段”說起

《望春風》呈現的是被國民改造和社會革命的話語所遮蓋的、和“種植園農業”大相徑庭的“村落”,我稱之為“可居性村落”。人們聚集成村落,乃至從老遠投奔而來,首先因為這里可居。只有長期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才會完善這種“可居性村落”,并把它書寫為理想的居所。儒里趙村正是如此。各家田地不大(百余畝地己是地主),財產無多,但人們卻可“粗茶淡飯”,各家人“和和睦睦,過著平平安安的日子”(第107頁),最多再有幾人彈琴講史,治學讀書。倒不是傳統農村沒有貧富傾軋,而是由于精耕細作,即高人力高肥力地投入小塊農田以達成好收獲。有經驗的農人會量力置田,少有機會“貪多務得”。?精耕細作即使對今天的有機農業也是重要原則,亞當?斯密說它缺乏分工難以致富,康有為說它“人各得小區之地,難于用機器以為耕”,不得不說是以長為短了。?精耕細作下的村落生活相當穩定,卻并不見得壓抑和封閉。由于人的聚集,各種文化潮流也會流經這里,那些最終積淀下來的,則在村中各司其職、各有所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正是這種粗茶淡飯、自給自足、精耕細作的農耕生活理想被徹底剝奪了正當性,埋沒在百年颶風揚起的麈埃中。

小說寫了近百名人物,?每個人的故事都以各自的方式闡釋著在歷史中迷失的村落可居性(或不可居性)。明清以來不少文士雅人是以村落為永久居所的,比如蕉雨山房的琴人趙孟舒,“理學名家”周蓉曾、滿口地方野史且善觀天象的刀筆趙錫光。怎樣理解文人擇村而居,文人與村有怎樣的互動?身懷絕世琴藝、結交廣泛的趙孟舒為何不離村別居?趙錫光的天象知識是拜誰所賜,無師自通還是高人指點?他的野史來自書本還是口傳,自娛自樂還是有筆友同好?培養了“理學名家”周蓉曾的那個私塾,到底藏了多少學問,為他贏得“理學名家”聲譽的是著作、講學還是仕途?不僅文人,晚清民國時期的神秘人物也把村落作為安身之所。上有動輒冒出一串英文、獨臂且有同性取向的唐文寬,下至彈得一手古琴的末世女子王曼卿。對于他們,村落為什么比城市更可居住?與他們同時,儒里趙村更有文化背景可上溯到不知何年何月的三教九流,從身為算命先生的父親、江湖武打出身的小武松、老尼姑馬老大、吃齋持善的老福奶奶,到住在祠堂靠全村養大的孤兒村長趙德正。村落生活如何滋養了各種各樣的流行文化,從陰陽學、武術到佛學善教?這些邊緣流行文化都植根何處,和音律理學天象野史等文人文化怎樣共生共存?祠堂文化即村落的共有文化和村落的可居性有什么關系?當然再下來,儒里趙村還有過年輕時的母親,社會主義時代的復員軍人高定邦、高定國,家有清代水龍的消防隊長朱虎平、滿口“主義”的婦女隊長梅芳,以及與“我”同代的春琴、同彬、雪蘭、趙禮平。除了他們只能做“農民”的時代,他們為什么離開村落,又為什么返回?村落在什么意義上喪失和保有它的可居性?

《望春風》以一個“長時段”的故事揭示并回答著這些和村落文明有關的問題。雖然封面標寫著“1958?2007”,小說涵蓋的內容卻上溯至清末,下延至當下的現實,可以說重合于“全新世”變成“人類世”的歷史。這個時段不僅長而且充滿變革。1949年以來的數度變化覆蓋了晚清民國以來的變化,而改革開放、進入21世紀的變化又覆蓋了之前的變化。村居的歷史被多層覆蓋、多重折迭。村落人物那些半見半不見、半可知半不知的身世,既昭示了歷史皺褶的存在,又儲存了皺褶的秘密。格非的敘事像拉開歷史風琴的鈹褶一樣,打開了村落這個可居空間的一步步嬗變。

比如,“母親”和村落的奇特關系表達了時代變化與可居性空間之間的張力。身為共產黨員的母親經歷了“長時段”中一切的起落:她早年喪父、賣給人家、遭養父欺凌,嫁到儒里趙村后入了黨,當了婦女隊長,離了婚嫁給首長,卻又被審查,死在勞改農場。但這一連串起落的深處,“母親”離村的真相卻被“各種戲譴、推諉甚至互相矛盾的說法”層層包裹著(第74頁)。直到讀完小說你才發現,在時代變化的皺褶深處,“母親”的一生其實是不斷失去可居住空間的一生。她父母的家不可住、養父的家不可住、儒里趙的家本可以住但沒能住,和首長的家住了但卻不完整,后來被送去勞改。每個順應時代的“對”的選擇都遺下了悔痛:如果不是嚴政委,她不會和父親離婚嫁紿革命首長,而如果不是她出于忠誠而寫的檢舉信,首長的政治前途不會終結,而如果不是她因擔心“我”——她唯一的孩子——而讓人送信,父親不會死亡,“我”也不會是孤兒。“母親”終其一生而未得其所,被無緣無故地卷在一系列政治和社會變革的皺褶里。每當她打開一個皺褶,弄清一個迷失的原委,都意味著痛苦和虛無。

20世紀的農村書寫常有意無意中將村落可居性的歷史壓癟抹平,而《望春風》的書寫要你從看似平整的地方見出覆蓋,看似簡單的地方見出秘密,從而在那些被覆蓋的皺褶中發現真相。小說行文雖偏于直白的,卻包含某種我姑且稱為“文物化”的筆法,即在你渾然不覺中把“背景”寫成“文物”,讓它變得有文化歷史可循。“文物化”的具體方法有數種,比如使用看似不經意但其實具有“可考性”的細節,或使用重奏式的寫法將某一細節從背景上“提離”,或創造與其他詩歌小說之間隱晦曲折的互文關系,以及等等。例如,下面這個細節的可考性特點,促使你重新考慮趙孟舒和儒里趙村的關系,以及村落作為可居空間的意義。

“趙孟舒自幼學琴,入廣琴學社,與揚州孫亮祖(紹陶)、南通徐立孫、常熟吳景略、鎮江金山寺的枯竹襌師相善,時相過從。”(第98頁)這幾位琴人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孫紹陶創廣琴學社于1912年,徐立孫協友創梅庵琴社于1929年,吳景略為今虞琴社(1936)發起人之一。清末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江南鄉鎮古琴文化相當繁榮,據古琴刊物《今虞》,有名有姓的琴人琴友多達數百名,定期琴會,演奏切磋。各色古琴藏家姓名、琴名、年代、制造以及琴曲名目等也都一一見載。趙孟舒的唐琴“碧綺臺”與民國時期嶺南四大名琴之一的“綠綺臺”也僅有一字之差,而后者確如小說所記,是明武宗常彈之御琴之一。這些人物的文化可考性說明這座千年村落的“文化可居性”。身懷絕藝的趙孟舒本可搬住“城里”,比如上海或南京或蘇州,甚至出人頭地。無論是出于潔身自好還是天性無羈,他在儒里趙居住說明著村落的文化可居性。而他的自殺和古琴的下落就像隱藏在歷史皺褶中的秘密,揭示這一可居性被終結、村落文化多元性被覆蓋的過程。

曲折的互文關系也是《望春風》以“文物化”效果來書寫村落可居性的方式。怪人唐文寬常用“鬼話”讓孩子們大笑不已的事最初在“我”和父親的對話中一筆帶過,但被知青小付聽出了是英文后,這令人發笑的“鬼話”卻有了特殊的內容,并被轉述為一段中文。而讀者可能不會很快就發現,這“鬼話”的內容其實是兩句在古文——英譯——現代漢語之間游走了一圈的“葬花詞”,“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小說讓我們記起的不僅是《紅樓夢》,更是它的英譯,以及它在最不可能情況下的回譯和重寫。英文葬花詞并不是純粹虛構,梅蘭芳的《黛玉葬花》曾美國紐約四十九街戲院上演并轟動一時。但“葬花詞”的英譯越是有可考性,唐文寬和這段民國時代“跨語境”事件的關系就越顯神秘,越說明他來儒里趙居住必有原因。當然,這段互文關系的意義還不止于此。

以“文物化”的筆法,《望春風》邀請讀者像業余文史學家那樣去分辨被覆蓋的文史層面,在己知和未知之間設問一切,破解儒里趙村作為可居空間的秘密。要特別提到的是,格非那種在新白話框架之外的選詞造句,實際也挑戰著讀者對“村落”的理解。“趙錫光夜觀天象,發現有彗星出現在村子西北方。其光波掠過三臺,漸及文昌、四輔二星,歷時四十一天。很快,他又發現熒惑侵入斗宿。按照他的推算,這些奇異天象的出現,正是儒里趙村易姓換代的征兆。”(第69頁)“文昌”、“四輔”、“熒惑侵入斗宿”——這些星宿和天象概念在現代漢語早己不用,但當讀者把它當作故事細節掃過時,這些語詞仍然構成了秘密。文昌、四輔共是多少顆星?熒惑侵入斗宿意味著什么?村人對天為什么如此敏感,天象是否真那么準確,乃至鄉村中的一介農夫,都習慣占星以觀時局之變?在追溯與歷書占卜之間的互文關系時你也許會自問,現代漢語或新白話的出現,究竟從我們的歷史記憶中帶走了有關村落的多少信息?

《望春風》書寫的村落可居性如雪隱鷺鷥,半隱半現。這里的天地萬物包含一連串秘密。從無數蟲子的稱謂、到無數花草樹木、各種野生和熟悉的農作物的俗名大名,從飛鳥到地上水中各種動物的相貌、毛色、習性和行蹤出沒,從天空的日月星辰、風雷云雨到物換星移的規律和秘密。這里的物質生活也含有一列文史考古清單。若按年代排列,大則有各種基礎設施,如人民公社初期的造田、神秘的9327軍工廠(1970年代)、霍夫曼輪窯技術(1970)、1990年代各地興建的化工廠和排灌站;小則有波及鄉村的各種文化事物,從清代的銅質水龍頭,“宣德爐”,口頭講本《水滸》、《三國》、《小五義》,到電影演員龐學勤、王曉棠(1950?1960年代)、詩詞《七律?到韶山》(1959)、小說《紅巖》(1961)、語錄歌《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1966、1968)、小說《烈火金剛》(1968)、樣板戲《紅燈記》(1971),文革口頭文學,手抄本《梅花黨》和《綠色尸體》(1970年代),以及蝴蝶牌縫紉機(1970年代)、豐收牌香煙、紅光照相館、國光蘋果、天安門詩抄(1976)、播音員夏青(1976前后)、紅燈牌收音機(青島無線電二廠1979年)、送禮佳品英雄牌鋼筆(1980年代),1980年代后開始能夠在圖書館借閱的《奧德賽》、《書劍恩仇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當“長時段”歷史皺褶被逐漸打開,村落空間的種種痕跡可能讓人有種越讀越“無知”的感覺。每個謎都可是一本尚待閱讀的書籍,每個人都可是一則尚待熟悉的記憶。這里的山河還有許多故事,叫不上名字的蟲子和不起眼的農人還有很多傳奇,文本之間的翻譯和迭印還尚待琢磨,還有很多農耕的發明需要被記起。這逃逸在20世紀農村想象之外的村落故事,不過是我們憶起“農耕文明”的開端。

望穿荒墟

然而,正當我們開始看到它隱約的輪廓,發現了雪泥鴻爪時,它卻在我們閱讀的過程中“突然”消亡了。儒里趙村的消亡起于一場人為策動的生態災難,為了將正在抵抗化工廠拆遷的村民們逼出村去,村長與“趙董”合謀,將排灌站附近的化工污水“倒灌”進村,將一座千年村落,變做了毒水四漾、魚蛇蟲尸體遍野、村民躲之不及的地方。在這場生態災難中,“飄滿翻白的死魚和蘆花的湖面就像下了一場雪”。

《望春風》不僅要講出儒里趙村的消亡,它明顯還要讓人“看” 到、凝視這個在閱讀和現實中同步發生的、無從回避的消亡。兩個在經常出現和互換的字眼“看”和“望”,反復勾勒著這個凝視消亡的目光。《望春風》標題中的“望”與“春風”并不是連在一起的動賓結構,而是中間留了空隙,這說明“看”和“望”本身的大有名堂。小說中的“望”和“看”顯然和更常見的“傳”形成了明確的分工:“傳”的框架囊盡了歷史和人物的故事,“望”的目光則綁定了“消亡”。這個目光讓你把儒里趙村的一切當作“消亡”后的殘跡去注意、去注視,看來看去,一再深究。可以說,“看”和“望”的目光己經不僅是筆法,而是和人物傳記并列的重要書寫對象。

“望”和“看”一道,披露了可見和不可見的消亡。“看”首先是親眼看到,也就是“目撃”。中國農村己改變多次,但在記憶所及的歷史上,只有在21世紀,它才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物理消失”。“我”看到的故鄉猶如一頭巨獸的骸骨,“被蟲蟻蛀食一空,化為蘿粉,讓風吹散,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記”。最后,“連這片印記也為荒草和荊棘掩蓋,什么都看不見”,“唯有死一般的寂靜”(第327頁)。“印記”、“掩蓋”、“看不見”等字樣顯露了那“看”的目光,而骸骨增加了“見證”的意味。整個廢墟,連同把它夷為平地的那種暴力,甚至它連印記被荒草掩蓋的過程,都得到那目光的紀錄。“看”當然又不僅是目撃而己,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看不見什么的“望”。“看”的目光超越眼前的時間,穿透眼前的物像,在那些己經不再能看到什么的地方,看出曾經的場景。“我”在荒墟上走,在腦海中用“心眼”確鑿無誤地“看”著己經不在眼前的村莊。目光在“看得到”與“看不到的”之間,每來去一次,都是對導致“消亡”的暴力的拒絕,也都在更深的層次上,意識到儒里趙村消亡的徹底。

我走過獨臂的異鄉人唐文寬家

我走過刀筆趙錫光家

我走過門前一方池塘的更生家

我走過絲夫柏生家

我走過曾經的岳父小武松家

我走過高氏兄弟和梅芳家

我走過有蕉雨山房之稱的趙孟舒家

我走過村子最西頭的老尼姑馬老大家

我放佛還能聽見碗盤杯盞的碰擊聲,聽見嘈雜而遙遠的人語聲,聽見麥秸桿和樹枝

在灶膛中辟撲直響,聽見雨燕的啁啾,烈日下的蟬鳴,蟋蟀在床下謙卑的低吟,聽到冬

天的雪夜中遠處的狗吠。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第328?329頁)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出自《詩經?黍離》,一篇連篇名都沁透農耕意味的詩作。這里,“看”的目光在現實和記憶之間穿梭往復。記憶中的可見和在現實中的不可見形成了巨大落差,使“看”到“望”的過程不覺中變成了瞻顧和懷疑,最后“望者”喪失自我意識,問向上蒼。

“看”和“望”在小說中多次重現,從一個行為變成了敘述的母題,和歷史上那些以“看”和“望”象喻對生命意義之探索的寫作,形成了繁復的互文關系。是這種目光讓你“看”到生命的傳承,也看到生命承繼之路的斷絕。在優美的開篇,一父一子之間的引領與承繼關系是通過目光來確立的。而在得知母親己死的消息后,“我”讀完了她的信走進初冬的夜里,也是在“看”中意識到自己“已經沒有一個親人”。小說用“我向東邊看/我向西邊看/我向南邊看/我向北邊看”這四句偈語,譯寫了扉頁上《小雅?節南山》名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四看”之際,空有目光在時空中的往返,而沒有生命的前途或歸路。“蹙蹙靡所騁”略改一下就是魯迅《故鄉》的著名結尾:“希望本是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這就像地上的路……”

和魯迅比,《望春風》更明確地把“望”寫作了一種觀看村落消亡的方式。《故鄉》結尾的虛無源于對故鄉未來價值的否定,而《望春風》的“望”包含著對否定者的虛無——假如被否定者己經消失不見,否定者又如何存身?《望春風》對“消亡”最深的洞徹來自一個超越了 “我”也超越了人文和歷史的視野。在細雨中的荒墟上,“我”有一瞬間“望見” 了一個不再有“我”也不再有人的的宇宙:“日來月往,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在俯仰之間,千秋渺遠,歲月蒼老,蒿藜遍地,劫灰滿目。我終于意識到,被突然切斷的,其實并不是返鄉之路,而是對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覺和記憶,好像在你身體很深很深的某個地方,有一圑一直亮著的暗光悄然熄滅了。”(第331頁)隨著故鄉故人一步步從視野中消失,“望”著的目光脫離了此情此景乃至今生今世,從一個大于人、大于歷史的視野,看到了蒿藜遍地,劫灰滿目,空無一物。這是個“活著就己經死去”的“我”,那“在看著”的已經是“死后”的目光。這就如同《百年孤獨》的奧雷連諾在被颶風吹走之后又回到地球,來到當年被卷走的地方,看向百年家族的殘跡或空無。“蹙蹙靡所騁”還在尋找歸途和前行的方向,而“死后”的目光卻在一個長時段的終點,望進了“終結”本身。

這“死后”的目光讓人想到“人類世”終點上地球地質學家們望過來的目光。在命名“人類世”的時候,地球地質學家看到的不是開始而是終結。“人類世”這個說法的意義就在于它“生態末世”意味。它對地球而言是不可續的,不僅是人類經濟和生存資源的不可持續,而是首先是地球本身的不可持續,是那些比人類更古老的億萬個物種的不可持續。地球地質學家們得在人類之外的某個點上回望才能“望穿”這個末世,才看清那個長養萬物的“全新紀”的價值。在這樣的目光下,關于“現代好生活”話語如同一個巨大的、令人心痛的歷史反諷:我們用過去一個多世紀如此急切宣告著自然農耕文明的落后和無望,力圖改造保守頑固的“村上”、努力以農藥化肥等技術加快著農耕文明被淘汰的步伐,而當“一部分人”終于“富起來”時才看到,原來是農耕文明及沿用自然農耕的農人、窮人和原住民們在緩沖著生態危機,為其他人類成員賠付著生態債務,延續著其他物種的生存。這個巨大的反諷揭示出“人類世”時代所特有的歷史皺褶、覆蓋和陰影。在人類世敘述最凸顯的部分,是以資源極大占有的“好生活”為模版的工業資本主義、傷害地球和其他物種的飲食方式和物質生活、毒化大地的化工技術和其他高科技以及核競爭等。它們一波一波地向全球擴展,威脅生態圈的和平及地球系統的穩定。而在同時,在這個敘述的反面,粗茶淡飯的千年古村卻像影子一樣隱藏在人類世一系列的歷史皺褶里,經歷著漫長的死亡。

 “我”來自“死后”的目光正巧揭示了農耕文明在人類世時代褶皺里一點一點死亡的過程。僅1950年代以降,核競爭擴散全球、軍工廠轉成化肥廠化工廠。大眾消費主義興起,工業養殖以動物的生命作食品生產的原料。社會主義各國則清洗內部,整合社會。這一切看上去并不直接造成村落消亡,儒里趙村不過是選了個孤兒作村長,自殺了個“地主”,破除了佛、老、算命、風水天象等“迷信”,懾服了有關的“不務正業者”。但它卻不得不從多元的居住空間變成聽從國家號令的生產場所,村落的作用縮減為集體耕作、大生產、繳公糧。而1980年代冷戰結束,蘇聯東歐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在復員軍人高定邦當村長的任上,人民公社時代老去,拿到田地的村民們似乎可以各奔小康。但不到一瞬間,全球化后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與金融、地產、科技經濟相與壯大,將一切公有和集體資源變成原始積累的對象。當小斜眼當上村長和化工產業的勾結時,他們不僅隨意造成環境污染,而且帶來了整個村莊的毀滅。無力還手的小農生意被迅速吞沒后,農民變成了城市經濟再積累中低收入、無福利因而最富于剩余價值的勞動者。

故鄉的死亡不僅是其空間和物質形態的消失,更是隨著一系列人文價值的淪喪而死去的。自紿自足、“粗茶淡飯和和睦睦”的村居理想首先死去,原始自發的“公共”傳統相繼消亡,各種職業手藝的倫理也相繼失蹤。它隨著“集體”的消亡而死去,隨著小康夢想的破滅而死去。它在父母、梅芳、朱虎平和“我”的婚姻離異中死去。它更由于尊嚴、良知被踐踏,由于互助感、愛情、真誠以及貞潔被資本收買而終結。故鄉在日復一日的社會變革和人心淪陷下一片一片地凋零。唐文寬那段神秘的英文道出了這種無人知曉的凋零,跨語境的背景上似乎漫卷著那場百年的颶風:“它的意思大概是說:一年當中,有三百六十個日日夜夜。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劍,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趕著月,月趕著日,每天都趕著你去死。等到春天結束的那一天,花也敗了,人也老了,我們都將歸于塵土。這世上,再也沒有人知道我們這些人曾經存在過。什么痕跡都不會留下來。”(第173頁)在人類世敘述中凸顯的部分,毀滅世界的力量可以看到是工業和后工業資本主義、是殖民擴張、是傷害地球的“好生活”方式、核競爭核試驗等。而在安于粗茶淡飯、生活簡陋、無形中為世界維持著地球的人們這里,又是什么在“風刀雪劍嚴相逼”呢?

未來傳奇

從人類世的終點可以看到兩種前景。一種是“人類世狀態”的終結,從而尚存的萬物能夠延續,地球能夠再長養萬物。然而其硬性前提是立即停止對地球的傷害,包括對其物種的傷害。由于人類的侵掠,亞馬遜熱帶雨林己經縮減了 20%?30%,.仍在以每年2萬平方英里的速度縮減著;喪失棲居地和氣候暖化使地球野生動物和海洋生物己消失近50%,并還在消失;地球己經失去了自身的氮循環。如果人類立即停止,地球雖不能回到“全新紀”的繁茂,現存的生態和物種卻有望得到喘息,延續下去。人類世的另一種前景相反,生物圈和地球系統繼續被推向崩潰,地球要么不存,要么變成火星般的存在。而未來,如果有的話,就處在這兩種前景間的不明地帶。格非《望春風》的結局,將這不明地帶的潛力和張力發揮到了極致。

談到前景,青安娜(Anna Tsing)在《世界盡頭的蘑菇》(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World)中問到,資本所到之處帶來滿目蒼夷,而世界上還留下什么?《望春風》類似,它問的是當今世界還有什么尚未死亡、沒在走向死亡?在“嚴相逼”的力量面前,父親曾接受了宿命,母親曾瀕臨虛無。而在故鄉被拆遷后,無論是據現實還是據邏輯,“我”和春琴都更難有生路。他們屬于中國社會最無前景的人群。隨著金融和房地產等城市經濟的崛起,反映在物質生活和收入差異上的巨大城鄉不平等剝奪著農民們改善命運的機會,?他們在幾十年中無社保醫保,無安全措施,在被壓榨得除了殘生一無所有時無人問津。故事中,主人公們的命運的確接近艾略特《荒原》的某些母題,21故鄉己是一片廢墟,人心被毒化墮落,世上真愛難尋,下一代們死的死,走的走,吸毒的吸毒,主人公注定沒有后人。實際上,在結尾前,早己“沒有一個親人”的“我”和親人離散的春琴,各自己經在“死”的門坎走了數遭,任何一遭都可以成為故事的終止。

作者: Anna Lowenhaupt Ts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5-9-29

然而,《望春風》結尾卻用“傳奇”的筆法,使僅有殘生、走投無路的農村姐弟從社會剩余人口變為現代荒墟上的伏羲女媧。這個結局半要感謝神話,半要感謝奇跡。兩人從姐弟的真情發展到相依為命的愛情,這情節也許和伏羲女媧或漁王圣杯神話有互文關系。但讓走投無路的農民姐弟回到荒墟上存活下去,而又存活得自然可信,這不得不說是以平實手法寫出的奇跡。“我”和春琴這最不期然的“活”,使《望春風》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部難得的農耕文明的當代傳奇。

“傳奇”文體,我簡單理解,是以人間的方式講述神異故事,包括奇人異事。張愛玲得現代傳奇寫作之精華,《傾城之戀》以細膩的日常手法寫出了 “奇彩一即不可能、不可思議的故事,從而同戰爭時代的價值和審美覲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張力。如將這個意義上的“傳奇”和烏托邦及“桃花源”粗略對比的話,后者沒有偶然意外,而且在“現實”中是不可得的,而“傳奇”的“奇”不同,正是那些不可預期的偶然和意外,才使不可能的事變為現實。在當今這個大時代的拐點上,《望春風》以“傳奇”的筆法平實地呈現不可能的故事,以那“奇”的偶然和不可預期的力量,挑戰和沖撃著當代想象。而格非在《荒原》與《詩經》和其他古文體之間的跨語境寫作,在文體層面上注定了這部傳奇是一部農耕文明的傳奇。

這結局的第一“奇”是大自然的奇跡。并不是所有自然都能像儒里趙的山水那樣從生態災難中復蘇。常常在人去樓空了很久以后,化學毒素、廢塑料、廢金屬還在繼續毀壞著自然。但當五年后“我”第二次來到荒墟時,故鄉的殘骸上竟是“一派明亮斑斕的綠意,直逼人的眼”,自然變得更加豐富神奇。這里天空明亮,蒿萊茅草掩映著野南瓜、野菊、蒲公英等野生作物,桃李梨樹異常茂盛,半塘清水上飄動著浮云和芙蕖浮萍,四周出沒著野雞野兔黃鼠狼刺猬等各種動物,荒墟變成大自然在人類世偶存的奇跡。

第二“奇”是資本的斷裂。姐弟能在這里居住不僅是“拜天之賜”,而是拜“人所不及為”。有人認為“人類世”實際上應該命名為“資本世”,因為資本己經在改變著自然和生命系統。若不是資本鏈剛巧在化工廠建成前斷裂,很難說還有沒有“我”和春琴的活路和大自然的恢復。

第三“奇”,是重建可居性,在城市經濟體制之外重建農耕生活的可居性。和農耕文明的可居性空間不同,現代城市早己是一套福柯所說的生物政治體系,即現代國家進行的人口管控的體系。近年來的城市擴張更是吸納了多一半的人口:城市提供工作、舒適的住房和生活設施、便利的交通、中小學和高等教育、醫院、文化、娛樂、科技、消費品和豐富的信息,而同時,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們終其一生為買房、子女教育而打拚,并以自己的食欲、疾病和生死為城市資本買單。《望春風》里這對農民姐弟被逼出城市,離開電暖氣熱水冰箱沖水廁所和新聞電視的現代共同體,看上去是不幸,但卻因禍得福,廢墟上“還剩下”的竟是“農耕文明”發源的全部“物質基礎”:一角被遺忘的自然,尚可遮風避雨的屋頂,碰巧干凈的水源,可耕作的土地,加上一個灶臺,幾只鍋碗,床和幾把農具。當然,能夠在這兒活下去的必須是真正的農民,像春琴那樣知道如何耕種,懂得哪里種什么作物,知道如何儲存和節省食物,善于“靠天吃飯”或不如說,善用大地的饋贈。

第四“奇”,是價值傳奇。“我”自小孤苦,與世無爭,受人欺辱,有“小呆子”之稱,延伸了格非筆下的“無用人”、“廢人”、“不正常”或“殘余”系列。這些呆、窮、廢、老、病、無權無勢者己沒什么剩余價值可榨,不僅被資本、也被社會棄之不顧,很可能是生態危機最早最無謂的犧牲品,更談不到有什么“奇觀”性。22但在《望春風》中他們不僅有了審美價值,而且還帶有某種未來的信息。“傳奇”在當今世界真有意義嗎?其實,如果不是天地尚存、水源尚在、資本斷裂、呆子邏輯,那當然就不會有“我”和春琴所代表的“奇跡”,也不會有“傳奇”。而沒有了“傳奇”,我們對生態危機和地球命運的認識不會缺少任何東西。該批判的仍然會得到批判,該有辯論的仍然會進行,正在失去的仍在失去。然而,有了這個奇跡,人類世的兩種前景就有了真正的張力,不再晦暗不明。奇跡不只是像夏瑜墳上的花圈,給陰霾的現實添一抹“亮色”而己。“傳奇”的結局使奇跡成為愿望的對象,而愿望終將左右選擇。而愿望和選擇,是“未來”的棲身之地。這就是“傳奇”增加的東西。

小說結尾處“我”和春琴的對話加重了“奇”的力量。在小說結尾春琴問道,如果新珍、銀娣和梅芳她們也搬回來住,會不會就“沒人趕我們走”,會不會百十年后,這里又成為一座大村?對于這個問題,“我”沒答出口的近乎“真實”,而答出口的則關乎“奇跡”,或“奇跡中的奇跡”。“我”沒說出口的是《荒原》詩句的譯寫,“你把石頭埋在田地里,不能指望它能長出莊稼來,你把尸首埋在花園里,不能指望它能開出花朵來”。經歷了儒里趙村的拆遷,“我”滿可以再加上一句,你把毒藥灌在河里,不能指望它能孕育出生命來。然而,“我”卻忍住眼淚對春琴說出了相反答案。筆者不知這答案有什么出處,但“我”說出的圖景讀起來確實如奇跡降臨:

假如,真的像你說的那樣……我們兩個人,你,還有我,就是這個新村莊的始祖。

到了那個時候,大地復蘇,萬物各得其所。到了那個時候,所有活著和死去的人,都將重返時間的懷抱,各安其分。到了那個時候,我的母親將會突然出現在明麗的春光里,沿著風渠岸邊的千年古道,遠遠地向我走來。(第393頁)

是奇跡,但何嘗不是人類世的未來?以大資本高科技為支撐的、對生物圈和其他物種有殺傷性的“好生活”也許還可以延續下去,但多久?和在這個體系中繼續掙扎相比,離開它的農人們未必真沒有活路。我相信,若讓地球本身來選擇,那么肯定是農耕文明所孕育的那些自然智慧一即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在實踐的有機農業、自然農法、樸門農業、小毛驢人民公社等,而不是那些毀減自然的高科技,更有可能成為“新村莊的始袓”。

本文原刊于《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1期 

体彩p5和值走势图带连线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