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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當前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來源:文藝理論研究雜志(微信公眾號) | 徐中玉  2019年06月30日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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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理論研究》公眾號今日推送紀念徐中玉先生系列文章第二組。本組重發徐先生寫于上世紀80、90年代的三篇文章,所論涉及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古代文論在當代文藝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等基本問題,至今仍發人深省。

在三中全會路線的指引下,幾年來,文藝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創作相當繁榮;在理論批評方面,批判“左”的觀點和兩個“凡是”觀點,堅持文藝應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撥正過去若干不正確的看法,也取得了不少成績。可是總的看來,理論批評工作還是薄弱,值得稱贊的成果確實太少。“理論落后于創作”,“批評未能有力地促進創作繁榮”,幾乎是大家一致的感覺。一般人不大喜歡閱讀文藝理論批評文章,很少人愿意搞理論批評工作,從事創作的同志往往覺得理論批評對自己沒有什么幫助,甚至覺得多讀這些東西反而會使自己頭腦僵化,成為一種障礙。為什么理論批評會這樣薄弱?難道“生活之樹常青”,任何理論總是灰色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究竟怎樣才能樹立起它在廣大讀者和作者中應有的良好名聲呢?

理論有灰色的也有青色的

常言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雖然這幾年的理論批評已有若干起色,但多年“左”病纏綿,人們記憶猶新,己被損壞了的名聲不可能很快就得恢復。而且瘤疾還未痊愈,有時尚在發作,實際如此,急想恢復也做不到。只有把這病治好了,實事求是地積極做出了促進創作繁榮的成績,理論批評的良好名聲才能真正樹立起來。

多年來,在我們這里,“左”的思潮產生了“左”的文藝理論,“左”的文藝理論導致了“左”的文藝批評。“左”上加“左”,越來越脫離實際,以致完全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原則,不是靠科學、真理辦事,而只能靠宣揚現代迷信、發布行政命令、施行專政高壓吃飯。“左”的理論批評實際上只講斗爭不講聯合,只是整人不是助人,“棍子”、“刀子”之名,就是這樣來的。許多好的、較好的作品,正直、愛國的作家,不在前面一個運動中被批倒批臭,仍逃不了在后面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中滅頂。不少作家真的連生命都沒有保住。當時自命“最最革命”的這種理論批評,在文藝園地里恣意踐踏的結果,是使“瞞與騙”、“假大空”的東西盛行一時,而生活的真實的反映與真理的聲音則都得不到保護和傾聽。人們對這種理論批評直接間接已吃足苦頭,在撥亂反正的另一種理論批評還剛艱難生長,而舊病有時仍要發作的情況下,怎能期望他們馬上就對理論批評建立信任?人們對理論批評的輕視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著他們對過去“左”的思潮表現反抗的因素。

什么是真正的理論?這應該是用科學的方法,從歷史和現實的客觀實際中進行抽象概括,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經得起千百萬群眾的實踐檢驗的理論。它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是能夠揭示事物本質,闡明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東西。它之所以是真正的理論,就因它能夠指導革命實踐。例如,這種文藝理論若是真正的理論,它就應能引導文藝反映出生活的真實,促進創作繁榮,而決不是相反。

因此,科學的理論工作,應該根據斗爭和建設的需要,對客觀實際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盡可能占有豐富的材料,然后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總結,得出規律性的知識,并不斷根據在實踐中檢驗的結果,加以修正補充和發展。

如果真正的理論和理論工作確實應該是這樣的,那么我們就不難發現,在“左”的思潮暢行時產生的“左”的文藝理論,其實并不是真正的文藝理論,也不是真正的理論工作。那不過是一大堆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瞎說。這一大堆理論,實踐證明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所謂敗事,即它導致產生了不少“瞞和騙”、“假大空”的東西,它挫傷了不少富有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們的創作積極性。不妨比較一下,那一時期的理論文章有幾篇現在看來還算得上鮮花而值得重放?不是說搞理論的人特別低能,而是在理論領域遭到的壓抑的確更重。盡管“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并未少提,但理論一直只能在經典作家的某些語錄中,文件、社論、講話的既定范圍里兜圈子,所謂實際只能是書本、文件、權威人士口中所說的實際,往往并非客觀生活的實際。本來需要艱苦探索的理論工作,竟變得非常容易,可以不讀作品,不懂生活,不知甘苦,只要記住一些現成結論,加以引證和注釋就可以了。這樣的理論曾經形成壓倒一切的風氣,正好為“理論總是灰色的”這句話提供未必符合原意、卻非常有力的佐證,難道能說人們輕視和不信任理論以至由此而來的批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么?

必須繼續解放思想,肅清“左”的流毒

研究文藝理論,必須系統地掌握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不熟悉馬列主義的科學體系,就不能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的基本觀點去分析、說明文藝問題。在這個基本功夫上,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很多文論研究工作者至今還是小學生。雖然我們早已有了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的自由,但由于政治民主與學術民主都不夠,對馬列主義的認真研究討論展開得很少。究竟什么是馬列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似乎早己涇渭分明,實際混亂得很。現在知道,前些年被大批特批的一些“修正主義黑貨”,其實符合馬列主義,而被吹捧為最最革命的一些東西,卻已被實踐證明根本不符合馬列主義。后人的理論是否符合馬列主義,本來應該取決于千百萬人實踐的結果,如果這種判決權一旦操在個別人手里,就很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將很難有什么理論研究,而只有“奉命”或“遵旨”的行動。這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原來的思想,也只會阻礙馬列主義本身的豐富和發展。這就是為什么,盡管馬列主義書籍大部分已介紹過來,可是人們所滿足的,卻大都是一些經過特殊挑選出來的片斷語錄。從這些語錄,既看不出來龍去脈,原是針對什么而說,在什么條件下說的,也發現不了編選者是如何斬頭去尾,不及其馀的。不是說語錄全不可學,而是說“語錄熱”、“語錄狂”發展到了以“語錄”代替理論研究的地步,那就必然會把整個體系都取消了,至少在客觀上是這樣。今后文藝理論的研究,一定要以馬列主義的科學體系、基本理論為指導,再也不能只以某些特殊挑選出來的語錄為指導了。馬列在文藝理論方面有不少貢獻,當然應當重視和學習,但他們主要是革命的思想家、活動家,來不及對文藝問題做很多的探討。我們不能把他們的文藝理論等同于他們的整個理論體系,認為他們的文藝理論己經完整地表現了他們的基本觀點。我是說,光以他們的文藝理論為指導,不夠。不能以為他們的文藝理論已圓滿解決了文藝理論中所有重要的問題,在他們已經涉及的問題上,今天看來也未必句句都是真理。

有了比較豐富、正確的馬列主義修養,如果缺乏文藝修養,不懂藝術規律,對文藝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沒有作過任何具體的研究,對現實生活了解得極少,這樣,文藝理論研究亦搞不好。規律性的知識,只有到具體的文學現象中去尋找,只有從作家們的創作過程,塑造的人物典型身上去尋找。文藝所以不同于科學和別的社會科學,因為有其自身的特點。如果無視這種特點,即不能有文藝理論。理論而不聯系作家作品的實際,而不從個別到一般,具體到抽象,然后再回過來,就只能是夸夸其談的空論。當然,若是閉戶讀書,脫離現實的書生,其文藝理論又會流于煩瑣或空虛,沒有了現實針對性,理論還有什么用?理論要求有用,就得解決當前創作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例如如何進一步提高文藝創作的質量,提高藝術表現水平,就是當前創作實踐中一個重要問題。過去“左”的文藝理論大談“以階級斗爭為綱”,極少研究文藝的內部規律,重視藝術形式會被說成搞形式主義,研究審美趣味會被說成搞唯美主義,探索創作過程中的靈感現象以及藝術感覺的特殊才能,會被說成搞神秘主義,等等。好像文藝理論就只能談論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的斗爭方面,否則便是邪門歪道。這種一味說教的理論,由于不適應創作實踐的需要,幾乎沒人要聽。探討文藝的內部規律,總結古今中外重要作家的藝術經驗,應當是當前文藝理論工作的一個重點。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它的長處和短處,它們的文藝理論也一樣。取長補短,凡對建立我國自己的文藝理論體系有益的東西,都應研究吸收。過去受“左”的影響,我們對外國文藝理論的研究工作做得極少,具體分析更少,不是建立在研究、分析基礎之上的“大批判”,當然談不到有什么學術價值。近年來開始有了一些介紹,人們發現即使在過去全被否定的理論資料中,其實也不無合理的東西,至少很可供我們比較參考。各國各民族的社會生活都有其特點,如何能以我們自己為中心,強求別人向我們看齊,認為凡與我們觀點有異的一概反動或荒謬?我們當然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但藝術規律有一致性,任何人在這方面有所發現有所豐富有所前進,都是對人類文化的貢獻。拒絕借鑒外國的有益資料,結果只能限制了本國文藝的迅速發展。從我國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國的文藝理論建設,要相信我們大多數同志是能夠正確選擇、運用外國的合理資料的,并不會一看見外國的東西就被俘虜過去。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是一個無比精采、豐富的寶庫。我們現在要建立馬列主義的具有我國民族特點的文藝理論體系,必須大力挖掘、開發這個寶庫。近年來已有較多同志在從事這方面的蒐集、整理、研究工作,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但比之形勢的要求,工作的進展還是不快的。存在的問題:一是工作缺乏組織,力量尚未集中使用,有重復勞動的現象;二是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往往未能同外國文論與現代文論的研究密切聯系起來,各干各的,比較溝通不夠;三是資料書編輯出版太少太慢,不能較快地吸引更多的同志來充實這個隊伍。研究古代文藝理論,還應當同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結合起來。理論性的專篇專著當然值得鉆研,體現在作品中的理論同樣值得探索,特別我國的文論家絕大多數都有作品,結合他們的作品來研究其理論,可以感受、理解得更具體、深入。劉勰、鍾嶸可惜并未留下什么文藝著作,但如《白石詩說》的作者姜夔,《淪浪詩話》的作者嚴羽,《原詩》的作者葉燮,都是有不少創作的,脫離了他們的作品,專就文論談他們的理論,肯定不會完整,而且還會產生誤解。

當前文藝理論研究仍要繼續解放思想,肅清“左”的流毒。“左”的方針雖己結束,“左”的束縛雖已被大家突破,但要糾正“左”的傳統,肅清“左”的流毒,卻還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總把“左”看成正確,把正確的看成“右”,這幾乎已成為一種非常頑固的病癥。三中全會的正確路線已得到越來越多的人承認,但還并不是所有承認的人都已深知它為什么正確,因此一有風吹草動,這種人又會表現動搖。特別在提出應該檢查領導的軟弱渙散,應該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這種情況很容易再現。文藝界存在不存在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呢?有的。既然有,當然應當批評,應該反對,這是絕大多數同志都贊同的。可是究竟什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認識上必須十分明白清楚,這只能限于指那些反對黨的領導的種種表現,而不能把隨便什么要求自由的意見都看成自由化。形式、風格、流派、創作方法、題材選擇等,無疑都是應該自由選擇的,雙百方針一定要得到堅決地貫徹。如果因為要改變軟弱渙散的狀態而堅強起來,連原該聽憑文藝工作者自由選擇、自由抒寫,自由競賽的東西也橫加干涉、限制起來,就會走到另一極端去。這種情況現還有所發生,雖不嚴重,卻是應該引起領導部門注意的。總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具體措施上,我們確是應該嚴肅批評和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指出它的危害,但繼續解放思想,肅清“左”的流毒,真心誠意貫徹黨的雙百方針,還是當前的主要任務。

棍子、刀子與正確的批評

文藝批評是不是棍子?據稱有人說是,有人說不是。兩種回答都是一刀切。是與不是,實際上都非答者的原意,一定有其針對性,指一部分批評而言。真正發這種“一刀切”的議論者絕少,怕是被歸納者如此推到極端的。

有沒有棍子式的文藝批評呢?當然有,過去一直不少,“四人幫”逞兇時期更多,現在有時也還看得到其殘余或近似的東西。豈僅是棍子,而且還是名符其實,足以制人死命的刀子呢!大家知道,多年來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幾乎全是從文藝界以“批評”之名開刀的。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違反國家、民族利益,蔑視人民起碼權利,摧殘革命文藝事業的“批評”,其危害之大、之深,現在總算已經罪惡昭彰,可以無須諱言,也不煩贅述了。這樣的“批評”,理應堅決反對。說這樣的“批評”是棍子,很合適。現在如還出現其殘余或近似的東西,仍稱之為棍子,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只是稱這樣的“批評”及其殘余或近似物為棍子,我看這同稱所有的批評為棍子而加以拒絕,是兩件事。認為否定或拒絕一切批評已成為今天文藝界的主要傾向,未免危言聳聽,其實不存在這個問題。極少數作者小有成就,就批評不得,分明存在缺點也聽不進別人的忠告,因而把一切批評都稱為棍子,當然是錯誤的。這樣的作者極少,并未成為氣候,不可能得到群眾的支持。既然文藝批評中現在有時確還可以看到一些“棍子”的殘余或近似物,所以,說一切批評都已不是棍子,亦非事實。只是應該承認,三中全會以來出現的大多數文藝批評,雖然正確、深廣的程度不一樣,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批評畢竟是主流。棍子式的東西到處會受到抵制,不再能縱橫馳騁肆虐文壇,是事實。不能把這事實理解為人們否定或取消批評的結果。我認為弄清這一點很重要。

現在我們要求開展正確的批評,鼓勵正確的批評;這就包含著反對錯誤批評、棍子、刀子式“批評”的意義在內。正確的批評應該是怎樣的呢?總的說,它應該是實事求是的,靠科學;靠真理辦事的,講究批評的正當目的和良好效果的,應該正和棍子、刀子式的“批評”截然相反。

這種批評應該是分清敵我,明辨是非的。以敵為我固不對,以我為敵更有害。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通過實踐的檢驗,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是非愛憎分明,不搞主觀主義,不搞形而上學,不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不看誰的、臉色說話,也不以書本為最高準繩。從實際出發,老老實實講真話,堅定地用真理說服人,這是文藝批評對革命政治的最好服務。

這種批評對敵人是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對自己人則是滿腔熱情,與人為善,平等相待,從團結愿望出發的。不是為了打擊,而是為了幫助。不是為了顯示自己高明,而是通過說理,共同商討,一起前進。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不是敵人,在解決矛盾的基礎上,將成為親密的朋友和同志。即使對敵人的批評,嚴厲與毫不留情也并不是表現在辱罵與恐嚇上,而應表現在銳利和深刻的揭露上。

這種批評既要指出缺點錯誤,也要肯定實有的成績,予以應得的表揚,絕不是只有指責,只有斗爭。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有多少好壞就說多少好壞,不夸大,也不縮小,力求恰當。必須注意分寸,留有余地。特別在指出缺點錯誤的時候,應該嚴肅、慎重。所謂嚴肅,就是對缺點錯誤,只要確實存在的,就應負責指出。所謂慎重,就是對存在的缺點錯誤,要作出具體分析。一是分析缺點、錯誤的性質和程度,二是分析缺點、錯誤造成的原因。缺點錯誤有大小之不同,批評時也就應有輕重之別。是思想傾向性質的還是藝術表現性質的?是根本觀點上的還是個別提法上的?是許多問題上的還是個別問題上的?若是許多問題上的,則缺點錯誤有內在聯系還是沒有內在聯系的?個別提法上的、個別問題上的、沒有內在聯系的、以及藝術表現性質的缺點錯誤,是小的或比較小的錯誤。根本觀點上的、表現在許多問題上而且有內在聯系的缺點錯誤,是大的或比較大的錯誤。有了缺點錯誤經過批評堅持不改,以致產生嚴重不良效果的,當然也是大的錯誤。批評應該根據錯誤的大小,被批評者對待正確批評的態度,區別對待。但既然是對自己人的批評,總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既嚴肅認真,又親切感人,既使缺點錯誤較大,還得寬厚誠懇,不要尖刻挖苦,傷害感情,更不要隨意上綱上線;如能幫助分析造成缺點錯誤的原因,揭示缺點錯誤對讀者造成的危害或損失,當然教育作用可以更大。脫離實際的求全責備,不作具體分析的一味指斥,不僅難于使人心服,還可能產生對立情緒,甚至使很多第三者亦生反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批評中有些正確的東西,也不能受人重視,效果適得其反了。

這種批評必須兼顧思想和藝術,尊重藝術規律。文藝作品中的思想觀點,是通過藝術形象、典型塑造來體現的,作品的是非、正誤、美丑、好壞,只有通過具體、深入、細致的藝術分析,才能得出適當的結論,而這是比較復雜的事,決不能垂手可得,一望可知。思想當然要重視,但優秀作品的思想,主要深藏在藝術形象之中,經過反復涵詠、體會,往往還有一時難于領會和不能完全掌握的情況,何況還有作家主觀思想和客觀影響的差別。加之,讀者的傾向、愛好、生活經驗、欣賞水平各有不同,對同一作品評價往往有異,甚至有較大距離。特別在文藝形式,風格、流派,表現方法上,更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若是尊重藝術規律的批評,就不應簡單粗暴,認為自己的意見便是定論,必然正確。批評家當然隨時可以提出他的看法,但一是不能脫離作品的整個形象體系只抓住作品中幾句比較顯露的話大作文章;二是不能忽視作品的藝術成就美學趣味而只談思想;三是要承認文藝批評的艱巨性,自己既要勇于批評別人,應該同樣勇于接受別人正確的反批評。勇于批評別人而怯于接受反批評的人,其批評大抵難于正確。“左”的批評者往往指責別人不接受批評,其實他們自己倒真是最怕被人反批評的,因為怕反批評,所以手里有權的話,干脆就不許別人反批評。

為什么我們過去很少正確的文藝批評?原因之一,是文藝批評的指導思想存在偏激。文藝批評被認為文藝界的主要的斗爭方法之一。如果說在戰爭環境中,而且反動文藝還占優勢的時期,人民文藝的迅速生長必須以大力開展對反動文藝的斗爭為必要條件,那么,形勢大為改變之后,這樣的提法就有毛病了。好象批評的任務就在同敵對的東西作斗爭。其實魯迅早就完整地指出文藝批評既要剪除惡草也要灌溉佳花,遇到不是穿心爛的蘋果還該盡量利用其中可吃的一部分。由于把文藝批評著重看成斗爭的方法,所以多年來總是忙于挑毛病,查敵情,以挖出敵人之多作為大成績,棍子刀子滿天飛為正常現象,“文藝批評”一直成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開路先鋒。這種理論再也不能作為根據了。

現在或稱文藝批評是“黨領導文藝的重要方法”,這比過去以搞運動、行政命令、全面專政,“一言堂”來領導,的確好得多了。但這是從領導的角度來看的。我覺得,如果說文藝批評是以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和科學方法來分析、研究、評價文藝現象,從作家作品的實際出發,總結創作經驗,探討文藝規律,提高讀者和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從而促進創作繁榮,使文藝能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重要方法,是否更具體、確切一些?

正確的指導思想,會產生正確的批評方法,導致正確的文藝批評。指導思想有偏,文藝批評就很難正確了。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教訓。

如何正確地開展批評

方法問題是否也是原則問題?有人認為不是。我看,有些方法問題不是原則問題,有些則當然也是原則問題。“四人幫”那樣來搞文藝批評,難道不是原則問題?自己人的作品中有些缺點錯誤,卻不分青紅皂白,把它無限上綱,分明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以致不但說不服被批評者,使很多第三者也產生反感。由于方法不對,缺乏應有的團結愿望,反而造成離心離德的結果,難道不應看作原則問題?否認某些方法問題也是原則問題,實際是想為某些簡單粗暴、缺乏社會責任感的批評打掩護,文過飾非。須知批評本身并非目的,不是對作家作品無論怎樣狠批一頓就算已完成了批評的任務。批評的目的應該是幫助改正,教育人,鼓舞人,激勵作者的創作積極性,使創作繁榮興盛。如果得到的是相反的效果,那還要這批評干什么?某些批評者慣于小題大做,對人棍刀齊加要置人于死地,難道人們連一句“這也是原則問題”的責備都講錯了?

所謂正確地開展批評,就是既要對文藝作品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又須講究批評的方式方法。如因方式方法嚴重錯誤,以致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違背了批評的目的,即使批評中不無合理的東西,也談不上是堅持了什么原則。不擺事實,不講道理,不容許保留某些不同意見,不善于啟發思考,不給人認識改正的機會,一味自以為是、強迫命令,就是方式方法不對。其實,采取了錯誤的方式方法進行的批評,其批評至少不會完全正確,有時甚至同樣極其錯誤。譬如說,孩子因貪玩而逃學,原是不對,應予批評或處罰,可是難道能用毒打或殺死這種方式方法來對待他?當然不能因為孩子應予批評或處罰,而承認用了這種極其錯誤的方式方法的批評還是正確或基本正確的。隨意槍殺一個罪不該死的人,在法律上是犯罪,那么,在文藝批評中隨意完全抹殺一個雖有缺點錯誤卻并非不可救正的作品,情況不也類似?

正確地開展批評,必須容許和保護正確的反批評。不容許、不保護正確的反批評,就不能正確地開展批評,兩者是密切相關的。真理不辯不明,愈辯愈明,在爭論中才能發展,批評與反批評就是爭論。魯迅說得好,“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杭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干凈,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三)》)對過去“左”的思潮盛行時我們文藝界的實際冷落狀況,這幾句話可說是不幸而言中。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有怕人反駁的么?真正的英雄有不讓人還手的么?他們正是在經常的論戰和交手中戰勝對手,而顯出其革命者和英雄的本色的。

如果容許和保護反批評,批評者因為有一個平等的、有同樣發言機會的對手站在面前,他就不敢隨便采用“大批判”那樣的故技,他就會鄭重、負責、謙虛起來,因為簡單、粗暴、到處是漏洞的胡說八道,到頭來畢竟會使他自己的信譽在廣大讀者面前掃地以盡。為了使自己的議論在對手面前盡量無瑕可擊、不授人以柄,他必須思考再三,精益求精,力求少出差錯。這既可使評風逐漸回到實事求是方面來,也可使被批評者從中真正得到些益處。批評的質量提高了,反批評的質量勢必水漲船高。這樣,批評與反批評便能真正取得互相補充糾正,共同前進,提高整個學術文化水平的巨大益處。所以,只有容許和保護反批評,才能促進批評和整個學術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正確地開展批評,也必須提倡多做自我批評。缺點錯誤經人指出,確是對自己的幫助,有很大的啟發作用,被批評者如能在這基礎上進一步作出自我批評,有時很可能比別人的批評更深刻。若是對別人批評不當,甚至批評錯了,引起了反批評,只要反批評很對,批評者也應該襟懷坦白,作出自我批評。我們人人都可以做批評者,也人人都應該勇于自我批評。大家都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辦事,用不著強迫命令,批評與自我批評便可成為風氣。被批評者的自我批評,對正確開展批評有很大促進作用。有些同志,由于不愿重蹈過去隨風批人的覆轍,唯恐再傷害人,見了缺點錯誤往往不參加批評,更不肯公開寫文批評,如果被批評者能作自我批評,就能逐漸打消這些同志的顧慮。而批評者多作自我批評,糾正自己批評中過火或不足的地方,自然也可以消除被批評者的不滿情緒,改變長期以來視批評為棍子、刀子的認識。自我批評表面上只在批評自己,實際往往能給許多別人以啟發,幫助他們察覺、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在這一點上,領導者的認真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評能起更多的作用。因為領導者總是批評被領導者的時候為多,但批評卻不可能總是對的。認真的自我批評不但不會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可以提高它。敢做認真自我批評的人是真正的強者勇者。

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必須講究方式方法。應該容許和保護反批評,應該提倡多作自我批評。批評本身不是目的,達不到批評正確目的的批評,是失敗的會產生反效果的東西。為此,把開展正確批評所必要采取的方式方法作為原則問題來認識,我以為是很有道理的。

要走群眾路線

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只有走群眾路線,才能做到這個工作的四化:經常化,正常化,科學化,戰斗化。廣大人民群眾,文藝專門家、包括作家和理論批評工作者,以及各級領導同志,都包括在這“群眾”之內。歸根到底,作品的成功與否,決定于人民群眾是否歡迎,是否點頭稱贊。馬克思說的:“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歷史證明這是真理。

無論群眾的意見如何分散,如何缺乏系統,只要有馬列主義的指導,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具體分析,根據作品在廣大群眾中實際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還是能夠把他們的意見集中起來,系統化的。走群眾路線,當然不是要作一部分人的尾巴。

人民群眾雖然不是理論家,寫不出洋洋灑灑的大文章,用深奧難懂的術語說話,但他們并非沒有理論。他們都能夠批評,批評所根據的即是他們的理論。他們是最通情達理的,所以用不著講很多廢話,往往幾句就評論得非常中肯,特別在大是大非方面。專門家盡管有比他們高出一籌的地方,但在明辨大是大非方面,往往為因襲的重擔所限,反而比不上他們敏感。比如他們決不會稱贊不能使他們易于看懂的東西,而有些人則會找出很多理由來掩護甚至連作家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說了些什么的作品。專門家能夠幫助他們有所提高,但專門家也必須從人民群眾吸取營養,先做他們的學生。

只有發動群眾大家都來參加文藝理論批評工作,這個工作的上述四化才能逐步實現。經常鼓勵他們發表意見,經常傾聽吸收他們的意見,他們就是在參加這個工作了,并不是一定要他們寫了文章才算參加。應該讓他們自由發表意見,不能象過去組織“大批判”那樣先給他們定什么調子,而在整理研究他們的意見時,當然也不能根據自己的意旨,來個合則留不合則棄。盡可能發動群眾一道參加,評論就能經常化。經常化了,便會正常化。可以說好說壞,也可以反批評,提出不同看法,或修正補充,或竟推翻。七嘴八舌成了習慣,切磋琢磨成了風氣,就沒人害怕批評與反批評了,工作就可正常化了。彼此坦率誠懇,無話不談,平等討論,精益求精,共同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科學化便有了保證。在科學化的基礎上,出以群眾的強烈愛憎,必然能發揮出評論的戰斗作用。

走群眾路線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主要是說它是從群眾中來,代表群眾的意愿和根本利益的,這同過去的“運動群眾”,嗾使一部分人一湧而上把自己不喜歡的作家作品壓倒、毀滅的做法絕不一樣。發動群眾一道來做這工作,并不是要以“人多勢眾”把誰壓服,僅僅因為有廣大群眾參加,才能正確開展這個工作,才能保證憑科學和真理來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單憑人多勢眾,若在本質上并不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與態度,不可能解決什么問題。思想性質的問題,只能用適合于解決思想問題的說服幫助方法來解決。手中無真理,連強制性的行政命令都行不通,更何況“評論員”之類的名義?我覺得完全不必這樣做。“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旨哉斯言。

領導者一般說因崗位關系,情況了解較多,因而看問題比較全面,對他們的批評意見應該重視。但他們不可能熟悉所有事業,對下情也未必很清楚,所以批評意見不一定都中肯。既應重視,又不能迷信、盲從。領導者更應有傾聽群眾意見的雅量,以能代表群眾為榮,而不以特殊人物自居。以我國之大,工作之多,負擔之重,連一部影片、一本小說之微都要領導人表了態再拍下板來,這是很不正常,事倍功半的現象。為什么不可讓群眾讓文藝界廣大同志一道來解決這個問題呢?難道廣大群眾連這樣的問題都妥當解決不了?所以,要走群眾路線,還要有相信群眾這個前提。

我們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條件正在不斷得到改善,正在曲折前進。事實是舊問題解決后,必然又會產生新問題。只要道路對,群策群力,我是相信一定能作出值得稱贊的成果來的。

本文原刊于《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02期。此系未編排稿,成稿請查閱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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